批评一个人是容易的。尤其是用你的矛，绕过他的盾。只不过太多这样的批评没有一点意义。看电影就是看电影，最好谈感受，别掰扯道理。如果掰扯道理，我们就应该把电影放到一边去 　　缺乏类型片的地方，会发展出两种倾向，一是夸大单部电影的作用，比如把电影和艺术、文化、民族、意识形态等连在一起。这在逻辑上并不能说明什么，因为任何一个东西都和上述词汇发生关系。第二个倾向是贬低类型片，比如把它和公式化、没脑子、缺乏创造性连在一起。但是，你用的windows就是一种“类型”。如果不需要windows，可以用金山，还可以用算盘，还可以心算，都可以玩出花活儿来。 　　戈达尔是最反类型片的人，我看他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说，他自己与其看日本和欧洲的滥片，不如看美国的滥片。就是这个意思，类型片有事先确知的、不低于购买成本的口味。他还说，大部分非美国地区的电影，不过是些各自风格的美国式电影。这话说得更好，因为如果你没有自己的语言系统，你会发现你一开口说的就是别人的话，你以为是自己的话，其实不是。 　　这10年来，中国电影在类型片上的发展微乎其微。反而是电视剧发展出了比较成熟的清宫戏、公安戏、家庭伦理戏等等类型。《康熙微服私访》都拍到第4部了，什么地方改进，推出什么新人，如何把生产过程流程化、标准化，如何节省成本，如何预先收回成本，如何把盘子再做大……这些都是经验。不过这是题外话。 　　中国电影在国际上为人所知的，就是香港的动作片。所以能到美国发展的电影人，基本都是动作片的明星、导演和武术指导。《卧虎藏龙》最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将武侠片类型翻新。但李安拍完这么成功的一部影片后，转身还是去拍英文片了，可能兴趣使然，更可能的是没有把握继续成功下去。 　　《卧虎藏龙》是个例外，《英雄》想把例外变成类型。张艺谋在饭桌上，说了一句话:“如果《英雄》能在美国取得好的票房收入，那就证明，集合华人优秀力量，是可以在全球电影市场中有所作为的，不是文艺片，而是某个类型片种，比如武打片，动作片，惊险片。” 　　不是艺术片，而是商业片;不是奖项，而是市场;不是好莱坞，而是华人;不是华人圈，而是全球。市场仍是人家的，所以我们的产品不可能是偏重人文的文艺片，而是重视技术与技巧的类型片。以他陕西人的个性，是想直接跳出中国的电影市场，去国际市场上做类型片。这个险当然很大。 　　可以这么推想张艺谋的思路:要拍个中国故事，不需要跟各国的老百姓大段大段解释背景(还要用字幕解释)就能看，那首推秦始皇的故事。讲他统一六国吗？太宏大繁杂了，不好把握，前有《荆轲刺秦王》为鉴(那是一部不成功的影片，但并非不是一部好电影)。那就讲刺秦王吧。怎么个刺法能充分展现动作？那就需要不止一个刺客。怎么能有打动普通人的情感和侠义？那就设置一对有矛盾的情侣刺客，和一个能刺不刺的刺客。此外，无非是场景要换——《卧虎》已经拍了北京皇城、新疆戈壁、江南小镇和云山竹林;台词要少而酷——不仅考虑观众还要考虑那几个香港演员，等等。这些都不是多难的事儿，但需要明白人来办。难的在哪儿？在动作。《英雄》的最大难点，仍然在于武戏怎么打，怎么拍。我觉得享受一个东西，就要去享受他最卖劲儿、最受罪的地方。他抬轿子你不坐，你非跟他边走边聊？ 　　绝大多数人用电影来娱乐，但用来思考甚至指导人生观和世界观的人也有。而且觉得自己最激烈和最前卫的人，常常是那些受传统影响最深的人。比如批评类型片的人常常也是喜欢王家卫电影的人，但用后者和用前者来影响自己的生活其实同样可笑。这样的人常常试图跟每个导演直接对话，跟导演比思想深度。 　　记得1999年《星球大战》出了前传一，全美国的媒体跟疯了似的，跟卢卡斯那儿捡各种芝麻大的事儿当头条来报道。这是娱乐媒体该干的事，就跟我们这儿的娱乐媒体热衷于帅哥靓女的芝麻大的事儿一样。但这么大的事儿，《时代》周刊也得报道吧，我认真看了那个巨长的封面故事，全是卢卡斯和一个高级编辑在那儿扯淡，什么“我想针对世纪末来讲一个全球性的神话”呀，什么“我想用它来应付今日社会的问题”呀，玄得没边儿。但两家人配合默契，活儿干得漂亮，说真亦真，说假亦假，端的看你是不是入这个套儿。(本文作者为《演艺圈》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