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基层的善治缓解舆情压力

　　通过基层的善治缓解舆情压力

　　□ 文 / 胡印斌

　　在信息公开的框架下探讨政务舆情

　　这次国务院关于政务舆情回应的通知，应该放在一个整体的框架下，那就 是政府信息的公开透明。因为从一开始各种信息公开条例的发布，到后来的新 闻发言人制度，都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有这样连续的概念，对应着目前新 闻回应的一些具体规定，其变化和进步还是比较清楚的，比如规定了舆情回应 的责任主体、从以前的新闻发言人或者新闻部门的负责人转到由业务部门来引 导和回应。

　　然而在基层中，我感到实际情况的阻力很大，不一定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这也是我比较悲观的一个认知。一句话说，好政策从中南海到下边要走很长时间， 而在这期间它必然会有很多的折扣。

　　中国的问题其实在于它的阶层特别多，各个阶层、各个方面都会夹杂在一起。 如果掐掉某一个方面，或者放大哪一个方面、突出哪一个侧面，只针对约束和 要求，那常态化的公开又做不到了。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可以看看一些 政府网站，很多在是浪费国家的钱财，基本上达不到活跃常态化的要求，基本上就是“僵尸网站”。我希望我们不仅在舆情回应上 要有非常严格的要求，还应在日常的政务上做到公 开。李克强总理很多的意见都说得很明确，就是政 务公开。他说舆情回应也好，新闻发言制度也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落实也好，都要做到政府信息的公开透明。

　　应关注舆情背后的本质问题

　　舆情回应只是媒介素养的一种体现，也就是出了事以后以什么姿态处理。 当然，理想的状态是政府、官员应该尽可能的少出事、不出事，不去制造一些 舆情热点。在对舆情热点事件处理上，不管说得好不好听，回应的姿势是否优美， 只要能真正的把事情处理到位，一般老百姓感受不会那强烈。

　　舆情回应当然很重要，但并不能根本上解决国家政府在治理结构层面的深 层次矛盾。就是说我们需要讲一些回应的技巧、方法、技术、程序，但更应利 用国办发布的这个通知为契机，不仅要提高舆情应对的水平，还需把目标定得 更高一点，反思目前社会基层治理中的不足之处。

　　我有很多乡镇干部朋友，他们说老百姓根本不在乎干部态度是否温和，大 家更关心的不是你说什么、怎样说，你是用好听的话说还是用很难听的话说，

　　他更关心事情最终的本质，也即最终的正义。还有一些乡干部觉得跟老百姓 接触不能太温和，甚至要比较粗野，这样交流才会更顺畅，如果最终能把事 情妥善解决了，百姓的意见也不会很大。这就意味着，在彼时彼地那是符合 情境的，换一个语境，换一个话语场，就会比较有争议，产生一些麻烦。我 们的舆情回应其实很复杂，要客观的来看，我更关注的是整个社会治理的改 善和改良，只要治理上有一点点进步，就会从源头减轻我们前端舆情回应的压力。

　　对新闻发言人的错误容忍落到实处

　　有人说，现在的舆论似乎已经到了“鸦雀无声”的境地、媒体在萎缩、 调查记者越来越少了，基本上呈现出来的是各种官方信息的发布。比如文件 的发布，今年要求新闻发布要有回应，要有记者的提问环节，但是实际操作 中很少，这种完全不可能满足老百姓的诉求。

　　所以我有一个困惑，如何能够把各级政府发布的积极性，以及回应的水 平和能力提高一点，无论是强迫也好，鼓励也好，有没有具体的办法来约束？ 因为我们这个制度，如果说达不到中下层，完全是在上层做，很难，实际效 果就是老百姓感受不到上面的温度。

　　关于新闻发言人，在其内部制度下应该明确法律权责。在当前的行政体 系下，新闻发言人常常掌握不了关键的信息，在发布会上是现场直播、即兴 发言，又要应对各种突发状况和刁钻问题，有时说错一两句话在所难免。所 以我们要通过制度来保护新闻发言人，至少有一个权责的切割，把所谓的宽 容错误落到实处。

　　——摘自：凤凰评论（201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