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大师郑玄：客耕东莱 桃李满门

　　郑玄画像

　　郑公祠

　　金代重刻唐史承节撰后汉大司农郑公之碑

　　清乾隆十四年重修郑公祠碑

　　■　乡村儒学·古今知识分子乡村建设实践剪影

　　□　本报记者　王建　　本报通讯员　李金科　王喜进

　　乘车出高密市区,一路向西,行驶半个小时左右,忽见白茫茫一片宽阔水域,这里便是山东省最大的水库——峡山水库。

　　天朗气清,水面波光粼粼,远处的峡山清晰可见,岸上绿树成荫,时有鸟儿飞过,让人不禁想起高密八景之一的潍河落雁。

　　风景迷人,却不见游客停留,偶有车辆经过,一眨眼工夫就消失在密林深处。透过树林,隐隐可见红墙灰瓦。转过几道弯,一座院落赫然出现。朱红的大门紧闭,不少游客正在此耐心等待。什么地方竟令游客舍美景而不顾?墙上有著名作家莫言题写的“大贤郑玄”四字。原来,此处名为郑公祠,供奉的是东汉著名经学家、教育家郑玄。

　　郑君注经　历代遵习

　　看护郑公祠的老人打开大门,两进院落映入眼帘。拨开杂草,外进院落墙壁上记述郑玄生平事迹的壁画露了出来。内进院落收拾得整整齐齐,花草树木郁郁葱葱。祠堂高坐在台基之上,有23级阶梯相连。祠堂前有古柏一棵,据说为郑玄手植,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郑祠老柏亦是高密八景之一。郑玄墓坐落在祠堂之后,荒草丛生,墓前立有清代石碑,上书“汉郑康成先生之墓”。

　　根据碑刻和其他史料记载,除古柏之外,院内的一切被无情的时光一次又一次毁坏,历代文人不断修葺重建,他们为何会这般百折不挠?

　　清末名臣张之洞曾感叹读经古难今易,他说:“故同此一书,古人十年方通者,今人三年可矣。前人甚苦,后人甚乐,诸公作室,我辈居之；诸公作品,我辈用之。今日只需善买书经,读之便省力易见效。若无前贤诸公,自考之则甚劳,不考之则多误。师承诸公考经,使后人得门而入,事半功倍矣。”

　　张之洞所说前贤诸公,就包括汉朝的经师,其中又以郑玄的贡献最大。

　　秦统一六国后,为钳制思想,焚书坑儒,儒家文化遭受重创。西汉建立后,儒学复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更是成为官方学说。由于经典被毁,一些老儒生依靠记忆,书写经典,这部分经典用当时通用的隶书写成,叫做“今文经”。汉武帝时,人们在孔府的墙壁中发现了一批经书,这批经书用秦统一之前的文字写就,被叫做“古文经”。

　　今古文经学是当时两大对立的学术派别,东汉朝廷崇今贬古。今文经学内部派别林立,一个经师注经,就自成一派。以《易经》为例,便有施、孟、梁丘、京氏四种版本,每家之下又各分出三四家,如树之枝蔓,杂乱无序。各个派别因学术观点不同,相互攻讦,莫衷一是。一些经师在注经时穿凿附会,有时解释一两个字竟需洋洋几万言。经师注经原本是为了让人们更加容易地读懂经书,却成了理解经书真意的障碍。读书人饱受经义烦琐的困扰,虽晧首不能穷经。一个名叫郭路的人,日夜钻研经典,竟暴死在灯烛之下。

　　郑玄注经与众不同,他不拘于门户之见,融合今古文经学,择善而从,言简意赅。《后汉书·郑玄列传》记载,郑玄一生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再加上其他著作,凡百余万言。

　　郑玄注经后,经学为之一变。高密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李文奇介绍说,郑玄所注经书很快取代了其他版本,流行天下。郑注古文费氏《易经》流行,今文的施、孟、梁丘、京氏四家《易经》遂废止；郑注古文《尚书》流行,今文的欧阳和大小夏侯三家《尚书》便失散；郑笺《毛诗》流行,今文的齐、鲁、韩三家《诗》即不显；郑注《三礼》流行,大、小戴和庆氏三家《礼》遂不行；郑注《论语》流行,鲁、古《论语》最终散失。后人评价,郑玄注经让经学进入了小一统的时代。

　　除了“删裁繁诬,刊改漏失”外,郑玄还投身于经学论战之中。春秋公羊学大师何休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三文,攻击他家经学。郑玄看后,写了《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三篇文章,与何休论战。何休读完感叹道:“康成入吾室,操我矛,以伐我乎。”这次论战后,郑玄得到了“经神”的称号。

　　唐代,郑玄所注经书,作为官方教科书,颁于学宫。科举取士,从四书五经中命题,其中有不少是郑玄所注,成为读书人安身立命的所在,因此郑玄所注各经,历代遵习。“由唐而宋者,耳濡目染于康成之书,未闻敢有肆无忌惮以显举其书而叛之也”,清代更是“士抱不其之书,户习司农之说”,“墨守郑君家法,为前古所未有”。

　　古人认为,后学之于前贤,犹弟子之于师,郑玄作为一代鸿儒,读书人更要读其书、景其行。清代,每到七月初五郑玄生日,读书人都会祭祀。礼学三胡之一的胡培翚与魏源等人于万柳堂、张星鉴在虞山赵氏书斋都祭祀过郑玄,并作文记之。远方的读书人尚且如此,本地的父母官更不敢懈怠,郑公祠一旦坍塌荒废,便着手增修重建,元、明、清代都留下过记录。

　　郑生东去　吾道东矣

　　郑玄注经,让后人事半功倍,他自己却没有捷径可走,只能晧首穷经,劳而功少。俗话说,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郑玄能在纷繁复杂的经学中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成为“经神”,靠得正是出众的天赋和不懈的努力。

　　东汉顺帝永建二年(公元127年),在潍水河畔的梓桐村,郑玄呱呱坠地。

　　据说,郑玄从小就非常聪明,8岁时就能根据丧服判断生者与逝者的亲疏,并指导小伙伴们上演了一次逼真的丧礼,因此还受到了父亲的责骂。

　　史料记载,郑玄数学天赋极高,八九岁能算乘除。有一次,母亲带郑玄回娘家,外祖父有意要考验孩子们的学问,念道:“小园荷塘藕芽生,日长一寸露峥嵘。屈指已满三十日,夜来蓦然起秋风。去水六寸吹折断,新蕊斜垂染水红。茎蕊之间八寸正,荷塘深浅谁知情?”外祖父问谁能回答这个问题,其他孩子都摇头不知,只有郑玄回答:“荷塘水深一尺四寸。”

　　13岁时,郑玄已学习了谶纬之学。一天,邻居家的黄牛走失,两天都没有找到。郑玄让邻居到潍河以北、六里路外的柳林去找,邻居果然在那里找到了牛。此事传开,郑玄被乡亲们称做“神童”。原来,那个地方地势低洼,下雨时雨水汇集,从山上浸下的硝盐在地表富集,牛特别喜欢啃食,郑玄有一次便被牛带到了这里。由此可知,郑玄能帮邻居找到黄牛,并不是真的神机妙算,而是善于观察总结。

　　“神童”称号的背后浸透着辛勤的汗水。郑玄勤学好问,放牛时也手不释卷,古谚说:“郑康成家牛,触墙成八字”,意思是郑玄放牛时也读书不辍,久而久之,牛也耳濡目染,能识字了。唐朝大诗人白居易有诗曰:“郑牛识字吾尝叹,丁鹤能歌尔亦知”。

　　郑玄在郡县里的名气越来越大,21岁时被北海相杜密举荐到太学学习。这所全国最高学府的各个角落,都留下了郑玄刻苦学习的身影。

　　那时,太学生有长短两种假期。短假称旬假,每十天放假一天,供学生个人支配；长假每年两次,每次一个月。五月放田假,让太学生在读书时不忘耕作；九月放授衣假,让太学生回家添置衣服,准备过冬。当其他同学放假回家时,郑玄继续留在太学中学习。据说,为了节省时间,他让人煮了一锅很稠的粥羹,拿回宿舍后,用刀划成几份,每顿饭吃一份,连吃几天。

　　在太学求学期间,郑玄先师从第五元,学习《京氏易》、《春秋公羊传》、《三统历》和《九章算术》,后又跟随张恭祖,学习《韩诗》、古文《尚书》等。

　　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在太学中学习了九年之后,郑玄决定外出游学。

　　据说,郑玄临行时,同学为他筹集了路费,一位住在京城的同学还牵来了一头毛驴,供他骑行。郑玄随身携带了许多书籍,他不舍得骑驴,只让它驮运书籍,有时甚至会分担毛驴的重担。遇到下雨天,郑玄便把雨具披在毛驴身上,防止雨水淋坏经书,留下了一段“爱驴护书”的佳话。后来,这头毛驴死去,郑玄的同学卢植派人埋葬了它,并在坟前立碑,上书“五经之驴”。

　　数年间,在毛驴的陪伴下,郑玄游历幽、并、兖、豫等地,遍访名山大川,名人故里,“获觐乎在位通人,处逸大儒,得意者咸从捧手,有所受焉”。

　　经过在太学中的学习和四方游历,郑玄学问大进,一时间山东无足问者,于是便西入关中师从马融。

　　马融,字季长,扶风茂陵人,为关西大儒。马融名声在外,慕名来投的弟子众多,常有千余人。由于弟子人数太多,马融只给其中的五十余人讲课,然后再派这些人教其他弟子。郑玄到马融处三年,未见其面。郑玄在马融的住处附近自起精庐,一边耐心等待,一边昼夜习经。

　　一天,马融与弟子探讨图纬问题,无人能解。马融听说郑玄善算,便召其来一试。郑玄用“勾股割圆”的方法解决了马融的难题,从此得以登堂入室,直接聆听马融讲课。

　　在马融门下学习了七年,郑玄回家尽孝。望着弟子东去的背景,马融感叹说:“郑生东去,吾道东矣。”

　　饮酒一斛　拒袁绍辟

　　治国平天下是读书人的理想,汉代没有科举取士,但征辟与察举的主要对象仍是饱学之士。郑玄从马融处学成归乡后,已名震天下,相随弟子已达千余人。郑、何论战后,“求学者不远千里,赢粮而至,如细流之赴巨海”。郑玄不仅获得了读书人的认可,甚至赢得了黄巾军的尊重。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郑玄自徐州回高密,路遇数万黄巾军,黄巾军“见玄皆拜,相约不敢入县境”。以郑玄的学识和声望,谋取一官半职如探囊取物,但四方聘请,他却不为所动,专心注经和教学,播撒知识的种子。

　　史料记载,汉献帝时,郑玄“州辟举贤良、方正、秀才、公府十四辟”。再加上桓、灵朝,郑玄受征辟次数更是不可胜数,他皆辞而不就,其中包括拒绝大将军何进和称霸一时的袁绍。

　　何进以妹贵,出任大将军,一时权势熏天。何进听到郑玄的名声,召他来相见。地方官员不敢违拗何进的旨意,协迫郑玄启程。郑玄迫不得已,只好来见。当时,郑玄已是不惑之年,何进专门让人安排了几案拄杖,以示尊重。但郑玄不穿朝服,头扎幅巾,并不领情,天没亮就离开了。

　　当年,正是袁绍建议何进广纳贤才为己所用。郑玄的声望和才德袁绍一清二楚,等他总兵冀州,便派使者来请郑玄。

　　袁绍大宴宾客,郑玄最后一个到。袁绍手下的幕僚见郑玄是个老儒生,心存轻视,提出各种刁钻古怪问题,为难郑玄。没想到,郑玄从容对答,说得这些人心服口服。

　　依仗着人多,袁绍的手下想要灌醉郑玄,三百多人轮番敬酒。郑玄干了一杯又一杯,面不改色,《后汉书·郑玄列传》说:“(郑玄)身长八尺,饮酒一斛,秀眉明目,容仪温伟。”

　　小时候,酒曾引发郑玄对礼的思考。传说,一个初夏的中午,郑玄的爷爷郑明喝了两杯后打起了盹,他的枕边放着一坛新酿的春酒,酒香老远就能闻到。郑玄经不住诱惑,蹑手蹑脚走上去,掀开盖子舀了半碗。郑玄刚把酒举到嘴边,突然想起初饮春酒要先拜祭,便放下酒碗,模仿爷爷的样子拜祭,但转念一想,这是偷酒,偷本来就是无礼,还要按礼仪祭拜吗?

　　从这个故事不难看出,郑玄爱酒,从小身体里就有酒因子。他和卢植除志趣相投外,酒量都很大,每人每次能饮酒一石。据《酒谱》一书记载,郑玄辞别马融时,马融设宴为其饯行,郑玄放怀畅饮,神情自若。

　　郑玄拒不出仕,入太学之前在家乡担任乡啬夫成为其唯一真正为官的经历。后来,汉献帝任命郑玄为大司农,郑玄接受但未就职,以生病为由乞求还家。从此,人们称郑玄为“郑司农”。

　　相较于做官,郑玄对经书更感兴趣。郑玄担任乡啬夫时,就“常诣学官,不乐为吏”,为此郑玄的父亲几次发怒,却阻止不了他。

　　郑公祠中,当中供奉着郑玄和两位夫人,左侧是郑玄之子郑益恩,右侧是郑玄的孙子郑小同。郑玄44岁时,郑益恩出生。老来得子,郑玄对益恩的喜爱之情可想而知,更容易对儿子吐露心志。郑玄用尽毕生精力注经,自己的著作不多,却有一篇《戒子益恩书》流传下来。在书中,郑玄表示,自己之所以一次又一次拒绝官府的征辟,是想竭尽才能,“念述先圣之原意,思整百家之不齐”。

　　郑玄不愿做官,一方面是志不在此,另一方面或许是被老师同学朋友朝不保夕的为官经历所深深触动。

　　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朝政腐败,前一天还贵为三公九卿,后一天被罢官杀头的现象屡见不鲜。郑玄游学时,曾到下邳向陈球请教律法。后来,陈球入朝为官,官至太尉,仅仅两个月就遭罢免,后下狱致死。郑玄的老师马融,因作文得罪外戚,不仅不能升迁,还被发配在外。

　　郑玄小心翼翼,却仍免不了受宦海波及。第二次党锢之祸起,名士李膺、杜密等被下狱处死,郑玄因受杜密举荐入太学读书,受到牵连,被禁锢长达14年之久。官渡之战前夕,袁绍为壮大声势,召郑玄随军。在行军的路上,郑玄病逝。

　　客耕东莱　桃李满门

　　郑玄学成还乡后,弟子人数日渐增多,然而,郑玄家贫,没有条件讲学。东莱伏家乐善好施,与郑玄祖上有些交往。郑玄便修书一封,希望借地讲学。伏氏回信,称不其山上有一庙堂闲置可用。于是,郑玄“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

　　不其山的讲学生活十分艰苦,没有绳子,就用山上的草捆扎书简,当地人因此将郑玄和弟子捆书用的草叫做“康成书带草”。此后,书带草成为历代文人墨客争相赞颂的对象。唐代诗人陆龟蒙有《书带草赋》:“彼碧者草,云书带名。先儒既没,后代还生。有味非甘,莫共三山芝校。无香可媚,难将九畹兰争。叨词林畔种,在经苑中荣……”

　　《三齐记》记载,书带草“大如韭,叶长一尺余,坚韧异常”。在郑公祠的后院中,种植着几株书带草,叶子宽而长,开着一串串紫色的小花,据说可以长到高过成人的膝盖。

　　郑玄在不其山的讲学地点,不止一处。胶州东石山有一石窟,胶州博物馆馆长王磊介绍,石窟石门高约1.6米,宽1.2米,顶部为弧形大小,长宽高约2米。当地人传说石窟曾是郑玄讲学的地方,称其为“康成书屋”。

　　在不其山讲学三年有余,郑玄遭党锢之祸,于是杜门不出,专心注经,仍有弟子数百人。后来,黄巾起义爆发,郑玄为躲避战乱,再次率领弟子入不其山,直至因粮食短缺,才将弟子遣散。

　　郑玄还曾在淄博黉山讲学,黉山上也有书带草。《淄川县志》记载,郑玄“后游学淄川,居黉山,授生徒五百人,四方文学之士多宗焉”。

　　郑玄讲学注重实践,为了讲授《三礼》,他与弟子开辟出一块空地,取名为演礼场,并制作了道具,让弟子按经书上记载去演示。在郑玄讲学的地方,留下了“书院村”、“演礼场”等地名,延用至今。

　　郑玄善于识人,对每个弟子的秉性特点了然于胸,可以因材施教。他评价弟子国渊说:“国子尼,美才也,吾观其人,必为国器”；认为赵商“博学有秀才,以讲难而口吃,不能剧谈”；称任嘏“有道德”。

　　在郑玄的谆谆教导下,大部分弟子都取得了“皆如其言”的成就。

　　刘备虽然没有被列入郑玄弟子的行列,但也曾受过郑玄的教导。郑玄在徐州避乱时,刘备为徐州牧,以师礼事郑玄。

　　刘备向郑玄请教了刑罚宽严的问题。当时,天下大乱,朝廷为缓和社会矛盾,频繁大赦,反而让社会秩序更加混乱。郑玄反对一味宽大,主张因时因地制宜。在注《周礼》时,郑玄认为治新国应用轻法,平国用中典,乱国用重典。《华阳国志》记载,诸葛亮曾转述刘备的话说:“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语赦也。”此后,蜀汉的治国策略体现了郑玄的思想,诸葛亮辅佐后主时,十年不赦免犯人,结果蜀地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