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新动向

2015-01-21 11:06:00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曹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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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虚无主义者不仅抛弃已有历史成果,积极鼓噪重新撰写所谓“真实”、“客观”的历史,而且质疑主流历史教学界的成果。关键词:历史虚无主义;文化;学者;教学;史学;历史研究;中国;客观性;学生;

  

  历史虚无主义者不仅抛弃已有历史成果,积极鼓噪重新撰写所谓“真实”、“客观”的历史,而且质疑主流历史教学界的成果。中华文化如何才能形成内在的约束力和外在的警示力,再次考量中国学者的智慧和定力。

  新世纪以来,被称为马克思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 “较量区”的史学界出现了一些“新”观点。诸如有意模糊历史与现实的界限、否定历史研究的客观性,以“探究”、“创新”为名冲击历史教育传承性与继承性,以“全球化”为旗号否定历史上对民族、国家正当利益的维护,以思维的“多元性”和“发散性”为由否定主流意识形态的客观性与真实性,以“发展生产力”为名否定评判历史人物是非功过的标准,更有甚者提出“自由就是一切”、“和谐社会就是普世价值”等极端且模糊人们认识视线的说法。这些观点在本质上带有后现代主义的影子、西方文化霸权的诉求,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新表现。这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在史学界和教育界产生了恶劣的负面影响。

  以“创新”之名行解构之实

  时下有人打着“创新”的旗号,否定主流意识形态思想。史学界掀起的“重构中国近代史”思潮,试图抛弃革命史的叙事模式,在历史研究中彻底进行“告别革命”,自然也就抹杀了近代史上中国人民争取独立与自主战争的历史作用,民族英雄的崇高历史地位也就遭到漠视。与此同时,极端现代化的叙事模式突显的是对生产力不加辨析的欣赏与偏爱,大有不管是谁,也不管采取什么方式,只要是发展生产力就应该肯定,就值得颂扬的庸俗实用主义论调。在这样的研究视野下,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都是可以理解,甚至是值得颂扬的。

  新文化史与新社会史的叙事模式,极力突显统治阶级的人文素养与艰难探索、文化士人精英对底层民众的戏谑与讥讽。这种新史观实质上仍然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看待历史,是历史观的倒退。时下也有人在历史研究领域做翻案文章,行虚无历史之实。更应引起注意的是,当前史学界存在对于微观研究、个体研究,乃至碎片化研究路径和视野过分欣赏,而对于理论研究、宏观研究予以排拒的倾向。我们应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种种新动向保持足够的警惕。

  抛弃史学存史、教化功能

  中国史学史上不乏批评当局时政的学者,但更多学者还是致力于发掘史学长河中的“珍贵品”。当下,史学所具有“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的价值遭到一些人抽象的肯定。历史虚无主义者不仅抛弃已有历史成果,积极鼓噪重新撰写所谓 “真实”、“客观”的历史,而且还将触角伸到中学历史教育领域,采用所谓微观教学、史料教学的手段来质疑教科书,质疑主流历史教学界的成果。这种以“挖掘历史的多样性”,“启发学生辩证思维”为旗号的历史教学有破无立:破坏了学生尚在形成中的历史观和历史情感,留给学生的只有杂乱无章、干巴巴的史料,而没有给出已经形成共识,甚至有说服力的观点,从而搞乱了学生的历史认知和文化认同,却美其名曰“让学生自己去判断”。这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冲击与危害已经发展到让很多人包括教师和学生数典忘祖的程度,痴迷于所谓“博爱”与“泛人性论”中不能自拔。在这些人的意识中,中国历史上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奋斗的鲜活人物和可歌可泣的事件已成为遥远的过去,是和现实没有任何关系的虚无缥缈的东西,可以尽情嘲讽、愚弄。这种可怕的疏离与隔膜无疑会深深瓦解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根基,使人们在全球化浪潮中日益蜕变为思想侏儒,沦为西方意识形态的文化附庸。这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最致命的危害。

  抹煞主观性原则 回避立场问题

  在历史研究中,很多人受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影响,认为以往研究中的主观因素(既包括史家的知识结构、学术涵养、人生阅历等,也包括其党派、团体和阶级阶层立场等)严重干扰了研究的客观性和中立性,因此需要重新研究,加以纠正。

  然而在实际研究中,有研究者却以是否损害和牺牲个别人、局部人的利益为着眼点,否定着眼于全国人民利益,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事业;还有人以现代化为视角,倡导“侵略有功,反抗输理”的殖民地文化论调,如庆幸林则徐被罢官免职,说什么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要是胜利了,中国还得再闭关锁国几十年。这些奇谈怪论堂而皇之登上学术研究的大雅之堂,鲜明地流露出“国家主权的被损害和民族精神的被压抑”的精神实质。以社会来对抗国家、以个体来排斥民族整体的逻辑,只能凸显论者理论上的苍白、逻辑思维的机械化。

  历史虚无主义大行其道的事实,也表明历史研究存在有待加强和完善之处。对西方研究理念与研究路径的欣赏,折射出中国学者对所从事的研究信心不足。当众多学者把不同文明,尤其是中西文明之间的“对话”看成是对中国文化的 “唯一现实的救度之路”时,如何能够做到既不封闭,又不盲从,如何才能做到同时“对抗固陋的本质主义和油滑的虚无主义”?中华文化如何才能形成内在的约束力和外在的警示力,再次考量中国学者的智慧和定力。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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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雨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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