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亚明

　　匡亚明是大众日报最早的职工之一,为首任总编辑。创刊之时,编辑部的六七个人当中,匡亚明是唯一办过报纸的。上世纪30年代初,他担任中共沪东区《前锋报》编辑,后又担任上海《日日新报》主笔,发表了大量揭露黑暗、呼唤光明的战斗檄文,由此,匡亚明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兴趣保持了终生。作为大众日报首任总编辑,匡亚明这方面的长处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堪称“大众日报首任评论员”

　　创刊之时,匡亚明根据大众日报的宗旨“立足于大众,大众办,大众看”,提议报名为“大众日报”得到山东分局的赞同。但有人说,目前条件“日报”做不到,而报名又不能常改,名不符实嘛。结果是保留“大众日报”名称,但在《本报启事》中说明:“由于印刷机关还没有完全整理及补充起来,所以本报只能暂出三日刊……我们当以最大努力使它不久成为二日刊以至日刊……”创刊号顺利出版后,正当1939年新年,当晚全社召开了庆祝元旦并庆祝创刊的娱乐晚会,匡亚明兴致勃勃地表演了一个节目《苏州人念诗》,引得大家欢笑不已。

　　战争时期,不仅没有办报经验,也无法向外报学习。匡亚明随身携带几本英文的列宁著作,其中《列宁的生活》中有介绍列宁如何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创办《火花报》的描写,这对大家来说真是如降甘霖,匡亚明立刻着手翻译出来,在报上连载,供大家直接学习运用。据此,匡亚明建立了发稿前集体讨论、出版后又集体评报的制度,使这个在极端困难条件下草创的报纸,在思想上业务上都得到迅猛的进步。

　　匡亚明特别重视报纸的灵魂——社论,除聘请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亲笔撰写外,在创刊到1939年6月6日的72期报纸中,有40多篇社论由匡亚明亲自执笔,匡亚明堪称大众日报的首任评论员。大众日报首任社长刘导生调走后,匡亚明负责报社的全面工作,那年他只有33岁,却是全社年龄最大的同事。白天去分局开会处理日常事务,晚上借着菜油灯光写社论、翻译资料,还亲笔写新闻通讯,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此后不久,匡亚明接受新任务,离开大众日报,奔赴延安。

　　延安归来整顿改革

　　大众日报创刊七周年、出版千期之际,匡亚明重新回到大众日报,继续担任社长兼总编辑。

　　当时正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1946年2月2日,军调济南执行小组三方代表飞抵临沂山东野战军总部,会晤了陈毅军长和山东省民主政府主席黎玉之后返济。大众日报记者从临沂到济南全程参加了活动,但却没有写稿子。2月5日大众日报刊载的报道是新华社记者稿件。匡亚明看了非常生气,当即召集大家开会。指出,同一件事本报特派记者无报道,还用电稿,这是失职,也是本报的奇耻大辱；这种长期形成的游击习气、拖拖拉拉、不讲时效的作风必须改变。经研究报社决定,自此要做到当天报纸当天出,每一个环节都要进行调整。

　　由此发端,匡亚明围绕着提高报纸质量进行了一系列改进。他要求全社人员都穿上统一配发的军装,除臂上佩戴“八路”符号外,胸前还要戴上方形“大众日报社”胸章。一次,通讯部小编辑娄健华编稿子,将“问”字中间的“口”写成了“T”,匡亚明将小娄找来说,你小小年纪造字,我从山东到延安就没见过这个字,叫别人怎样排印?这些话让娄健华一直铭记不忘,并从此只写工工整整的字。还有一次,记者伊兵从100多里路外寄回一篇稿子,字迹潦草,匡亚明当即寄回让他重写。稿子失去时效性不说,等伊兵回来,匡亚明仍对他进行了严肃批评。匡亚明给总务科写条子,让给记者编辑、译电员们发笔墨,大家都要练习写仿,他亲自帮助批改。

　　同时,匡亚明还领导了技术改造,从技术支持上改变大众日报“小米加步枪”的简陋状况。工人们用蒸汽机和锅炉调试发电成功,启用了对开印刷机,从而有四部对开机交替使用,大众日报从此告别了手摇马拉的马达,进入了真正的工业时代。

　　军事报道战役打了大胜仗

　　解放战争开始了,大众日报社撤出临沂城,开始了又一次的战略转移。匡亚明亲自参加并指挥了对鲁南战役的报道。鲁南战役自1947年1月2日打响,历时19天后取得大捷,共歼国民党军5.3万余人。大众日报派遣10余位记者进行全程战地采访,先后发表消息、公报、言论、通讯、署名文章和图片等97件,报道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均属空前。

　　战争临近结束时,匡亚明和陈冰随陈毅军长一同乘汽车赴前线去看望记者。当行至向城附近时,迎面有5名我军伤员拦住汽车,随行同志示意请他们让开,陈毅制止了,跳下车去,向战士打了个敬礼,然后问:“你们是哪部分的?”战士豪迈答道:“老子是天下第一军,你是哪部分的?”陈毅说:“我是天下第一军军长陈毅!”原来这些伤员未经医生许可,偷上前线。陈毅马上命战士们“赶快上车,我送你们去”。此役为后面的淮海战役报道做了有力的铺垫,到历时65天的淮海战役报道时,大众日报仅在74期报上就刊发报道640件,有力地配合了夺取战役的伟大胜利。

　　1948年6月,为迎接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大众日报迁至临朐,这是大众日报历史上第四次战略大转移。匡亚明此时被任命为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但仍兼报社社长及总编辑,直至1950年正式调离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