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心”的宋江_美文欣赏

《董乡文学》杂志选稿平台第1061期

　　名著虽好，也并非遍体通透，毫无瑕疵。最近翻阅四大名著之《水浒传》，发现其中有的细节，就经不起推敲，甚至可说是“硬伤”。君若不信，下面谨举一至两例，看我说的是也不是。

　　宋江怒杀阎婆惜，是水浒里好看的故事之一。阎婆惜太过分，忘恩负义，红杏出墙，还要挟恩人，欲置其于死地。如此薄情寡义之人死了，不值得太怜惜。但换个角度，阎婆惜的死，未尝不是死于宋江的“粗心”，假如宋江稍稍用心，及时销毁梁山书信，婆惜拿不到他“通贼”证据，宋阎之间最多就是不欢而散，就此分手。冲突烈度再大，也不至闹到宋江下死手的地步。

　　按小说叙写，宋江在处理晁盖书信问题上，确乎过于粗心，粗心的不可思议，粗心的极不正常，好像大脑短路。宋江犯下的这一低级错误，即便普通人，只要心智正常一些也不致于此，而宋江偏偏在事关身家性命的紧要时刻犯了浑，这与一向缜密周详、稳重可靠的那个宋江宋押司形象突然不接茬了，仿佛变了一个人。同一小说人物，在前后相关故事情节中，出现了前“细”后“粗”的明显抵触，无疑是人物刻画的重大败笔。

　　从《水浒传》全书看，宋江不是一个粗汉，而是一个深沉精细、颇有胆识韬略的“社会精英”。小说第二十回里说，劫了生辰纲，又杀了数百追剿官军的晁盖等七人，带领一伙“庄客”投奔梁山，从此干起了打家劫舍的“生意”。坐定梁山头把交椅的晁盖，感念宋江冒死搭救之恩，派心腹刘唐携带百两黄金与书信一封，潜入郓城县，寻找宋江。

　　看官注意，自从宋江离县衙不远突然发现正在到处打听他的刘唐，赶紧把刘唐带入僻静小巷，躲进一家酒馆，细问晁盖等人近况，看了晁盖书信，收下一条金子与来信，写了回信，又送走刘唐，这急急匆匆，一环紧扣一环的细节中，宋江非常紧张，言行机警谨慎，不敢有半点随性马虎。何耶？宋江身为协助知县处理案牍的押司，十分清楚与官府正全力征讨的“梁山贼寇”暗中勾通，一旦事发意味着什么！何况，晁盖等人的“漏网”，与他有直接的干系。所以，刘唐虽一见宋江“翻身便拜”，又道“感承大恩，不惧怕死，特地来酬谢大恩。”面对情深义重的梁山好汉，宋江的第一反应不是感动，而是大惊，说道:“贤弟，你好大胆！早是没做公的看见，险些惹出事来！”听语气，与其说担心刘唐安危，不如说更怕自己受牵累。临别又一再叮嘱“再不可来。此间做公的多，不是耍处。”送走刘唐，宋江心有余悸，小说里说:宋江“一头走，一面肚里寻思道，早是做公的没看见，争些儿惹出一场大事来！”你看，人家报恩的人不顾性命前来酬谢，且已经走远了，他还在抱怨人家鲁莽。其间无一句感激之言，只有惊恐与庆幸。至此，不管宋江对晁盖等人的心态是否已然发生了微妙变化，至少说明宋江是一个心细如丝的人，而宋江此时的惊慌与谨慎，也是符合他的处境与身份的。换了别人，反映不会差太多。水浒故事写到这里，可谓惊心动魄，扣人心弦，深合情理，真实自然，不由人击节赞叹，不愧为名著手笔。

　　按说，宋江这样担心被人发现与“贼寇”暗通，就应尽快销毁晁盖那封信，才符合故事发展的逻辑，然而接下来的“下文”，却变得不可理喻：

　　眼见一个多月过去了，那让他胆战心惊的”书信“始终插在随身携带的招文袋内，他再也不慌急着撇清“暗通梁山”的嫌疑了，这不免让人替他悬心，更匪夷所思。招文袋是做什么的？是用来放置官府公文的，“梁山贼寇”的书信就在里面，与官文混搭在一起，不分白天黑夜，竟不理不问，直等到阎婆惜发觉，抓在手里，成了差点要命的把柄。这顺乎情合乎理吗？

　　《水浒传》作者大约意识到了这点，为此专借宋江一段心理活动，解说前有阎婆求助，后有王婆说媒，“蹉跎忘了”销毁书信云云。可从收到晁盖书信到发生命案，中间隔了一月有余。难不成宋江这么快就忘了曾有“梁山来人”？然后回家倒头便睡，而不抓紧处理掉那“担着血海般干系“的书信？何况招文袋里还有用书信包着的硬邦邦有分量的金子哩！宋江上床睡觉前可是要解下招文袋挂起来的。很难想象，天天有一块硬物缀搭在肚子上，竟浑然不觉。

　　“忘了”一词，难以说服读者。

　　如果还不相信宋江精细，只需再回看当初宋江悄然离开准备要抓捕晁盖的“公人”，冒险送信的经过，就更能领略他是怎样机警过人了。

　　《水浒传》第十八回里，去送信时：

　　宋江起身，出得阁儿，……离了茶坊，飞也似跑到住处，先吩咐随从去叫人在茶坊伺候(来抓捕晁盖等人的何涛)，……却自槽上解了马，牵出后门外去。宋江跳上马，慢慢地离了县治。出得东门，打上两鞭，……没半个时辰，早到晁盖庄上。

　　送了信回来时：

　　宋江飞马去到住处，连忙到茶坊里来，只见何观察(何涛)正在门前望。宋江道:观察久等，却被村里有个亲戚，……说些家务，因此耽搁了些。

　　给晁盖等人通风报信，私放朝廷要犯，宋江心理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但上述细节显示，宋江虽“心内自慌”，却镇定自若，排布有序。他一面叫人稳住何涛一伙，脱出身来，悄悄地去牵马，慢慢离开县城，一到无人处，便打马如飞。回转时，先拐个弯，到住处落落脚，消解一下紧张神色。再走去茶坊，见何涛已有些焦躁，又温言细语，巧言忽悠，天衣无缝。整个过程，内里惊险万分，外人却觉不出半点异常。“静若处子，动若脱兔”，这才是真实的宋江，与后面那个粗疏健忘的宋江几乎判若两人！

　　也许是小说家无奈，如果宋江不“粗心”，就不会被阎婆惜抓住“软肋”，不会有宋江急眼杀人，就没有以后刺配江州，酒后郁闷，妄题反诗，也就没有了逼上梁山。后来那一场轰轰烈烈，震动天下的“替天行道”，及至招安后抗辽与征腊，就没有合适的领导人选。晁盖也是一条好汉，但其人格魅力重在心胸宽广，义气深厚，敢作敢当，他虽也有相当的胆识魄力，比心量狭窄的王伦更有资格做梁山之主，但论文韬武略，论心机城府，论对天下英雄义士的感召力，论对梁山事业的长远思谋，晁盖比宋江还是差了许多。“梁山事业”需要宋江这样的人物，小说家就要设法把他“逼”出来，只是“手法”稍显拙劣了些。

　　从读者一方考虑，若无矛盾激化一波三折，故事情节就不能步步推进，引人入胜。假设宋江如我们所愿，应付过王婆与阎婆的纠缠，回到住处立即销毁“罪证”，就出不了后面的惊天风波。再假如没有阎婆惜与酒色之徒张文远的偶遇，宋江可能会和婆惜这么一直过下去，说不定还生下一窝孩子。岁月杀猪，婆惜人老珠黄，风流褪尽，自然波澜不起，岁月静好。宋江能耐再大，也不过一县衙小吏，连个公务员都算不上。时年已过三旬的宋江，纵有凌云壮志，只要不是走投无路，性命攸关，以他的性格，绝然不会主动扯旗造反。最终，他也只能和光同尘，泯然于众人之间矣。想到此，我们不知是该为宋江的命运多舛叹息，还是为《水浒传》这部名著留下如此明显的“瑕疵”而遗憾。

　　在宋江杀惜一节中，还有一处让人疑窦丛生，难以理解。

　　阎婆惜随父母寻亲不着，流落偏僻小县郓城。屋漏偏遇连阴雨，此时父亲阎公又染病身亡，婆惜与其母阎婆窘困到连口棺材都买不起，陷入山穷水尽，若非遇到宋江，除了四处飘零，卖身卖艺，就像被鲁达解救前的金翠莲，结局恐也好不到哪里。按常理，娘俩衣食无忧，且婆惜也打扮得“满头珠翠，遍体金玉”，狐媚迷人，她们应十分清楚眼前这优渥生活拜谁人所赐。即使婆惜年幼无知，为情所误，忘了生计艰难，难道她的母亲——已成“老身”的阎婆不明白女儿暗通张文远、冷落宋江的后果吗？张文远风流倜傥，惯会风月，却既无殷实家底，又不善生计，还爱寻花问柳，他与阎婆惜偷情所享用的一切，无不是宋江所出。而且，一旦被宋江撞破，就算宋江心量宽大，不致打翻醋坛子，弄出个“情杀”来，也断不会再像以前，拿大把银子供其消受了。这个推测应该不算离谱，否则宋江脑子真是有问题了。

　　令人不解的是，面对婆惜与张文远的轻率，阎婆非但不予坚决阻止，反而听之任之，在街坊上已风言风语的情况下，她不劝二人检点收敛，还一力替女儿遮掩，任其胡为，这就为宋江与婆惜关系恶化，最终酿出命案埋下了祸根。就如宋江未及时毁掉“罪证”让人大跌眼镜，阎婆的麻木不智也委实叫人心堵。一个饱经风霜，精通世故，尝尽穷困之苦的中年寡妇，连女儿“红杏出墙”必将招致的恶果都茫然不觉，这与他们一家在东京时为招赘养老，不许女儿当窑姐的长远算计，显然不能衔接，也与婆惜被杀后，她沉着应对，巧言蒙骗，稳住宋江，衙前喊冤时的阴险对不起头来。也许，作为一个疼爱女儿的母亲，觉得婆惜与张文远才是天造地设的夫妻，才是虽死而无憾的“真爱”。但我相信，当她回到楼下当街灶房时，当她看到和她当初一样，靠别人施舍过活的“唐牛儿”与孤苦老汉“王公”时，会很快清醒，回到冷酷势利的现实中来。

　　所以，无论怎样为阎婆的行为宽解辩护，生活经验告诉我们，现实中“阎婆”不可能“无知无畏”到这种地步，它背离了生活的真实，更不符合艺术的逻辑，这同样是《水浒传》精彩故事里的一块“硬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