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发生前，中国正处于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时期。军阀势力利用封建传统思想禁锢人们的头脑，推崇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精神支柱的孔孟之道，借以维持自己的统治。严酷的现实引发当时先进分子的反思。他们认为，辛亥革命由于忽视了思想文化战线上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致使革命的成果遭到严重的破坏，因此，为了完成改造社会的历史使命，必须“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于是，作为五四运动的先导，标志中国人民新觉醒的新文化运动便应运而生了。

　　１９１５年９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 （１９１６年起改名 《新青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兴起，启蒙思想家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吴虞、钱玄同、刘半农、易白沙等是它的主要撰稿人。随后继起积极提倡新文化、新思想的还有《每周评论》、《晨报》、《京报》等报刊。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阵地。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和科学。提倡民主，就是反对封建专制，要求平等自由，争取实现西方立宪共和制的国家；提倡科学，就是反对迷信和盲从，介绍科学知识，主张以科学的法则来判断一切。中国的启蒙思想家们认为，只有民主和科学才能“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它的倡导者们主张个性解放，反对封建伦理道德。对孔孟学说进行猛烈评击。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虽然是一场提倡资本主义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斗争，其指导思想属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范畴，但是，这场运动毕竟打破了长期禁锢人民思想的的封建牢笼，震动了中国的思想界，启发了人民群众的民主主义觉悟，冲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和传统观念。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未曾有过的思想解放运动，为适合中国社会需要的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在新文化运动中，面对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治和社会的黑暗混乱状况，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怀疑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对中国是否适合，坚持不懈地继续探求救国救民的新出路。正当此时，俄国发生了震动世界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的胜利有力地证明，不仅发达国家，就是不发达国家，也是可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获得解放的。它使处于彷徨和苦闷的中国人民看到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从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充分暴露的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中，敏锐地认识到世界历史潮流的深刻变化，开始考虑选择中国革命新的道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随之，在中国开始出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民族危机的深重和社会的黑暗，思想文化的启蒙和中国先进分子的新探索，这一切表明，一场新的爱国民主运动正在中国的大地上酝酿着，涌动着。它爆发的直接导火线，则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的失败。

　　１９１９年１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即“巴黎和会”）。中国是“战胜国”之一，派出了陆征祥、王正廷和顾维钧等５人组成的代表团出席巴黎和会。在全国人民舆论的压力下，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出了几项合情合理的正当要求：第一，取消外国在中国的某些特权，即废除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警，裁退外国邮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主。第二，取消日本帝国主义同袁世凯订立的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第三，归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本抢占的德国在山东侵占的各项权益，将胶州湾租界地、胶济铁路及其他权益直接归还中国。 但是，操纵巴黎和会的列强以种种荒谬理由拒绝中国提出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正义要求，原先被德国在山东强占的领土、铁路、矿山及其他一切特权，都归日本继承。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群情激愤，久积在中国人民胸中的怒火，向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了。５月３日晚，北京大学校园一片沸腾，北大、高师、工专、法政等校学生代表１０００多人，聚集在北大法科礼堂，讨论如何拯救祖国、挽回主权等问题。会上作出四条决定：一、联合各界一致斗争；二、急电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坚持拒签和约；三、通电各省于５月７日举行示威游行；四、定于５月４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５月４日下午，北京大学等１３所大专学校３０００多人在天安门前集会，随后举行示威游行。他们高呼“还我青岛”、“收回山东主权”、“取消二十一条”、“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要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惩办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签订“二十一”条时的外交次长，这时任交通总长）、陆宗舆（签订“二十一条”时任驻日公使，这时任币制局总裁）和章宗祥（这时任驻日公使）。学生们的游行队伍由广场出发，出中华门，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走去。在东交民巷西口，游行队伍受到中国巡捕阻拦，游行队伍从东交民巷向北，来到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前。愤怒的学生们高喊罚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口号，冲入曹宅。

　　学生们痛打了正在曹汝霖家的章宗祥，放火点燃曹汝霖的住宅。北洋政府出动武装军警镇压，逮捕示威学生３２人（其中有北大学生２０名）。为抗议反动政府的镇压和营救被捕学生，北京各大专学校的学生从５月５日起进行总罢课。社会各界也纷纷举行罢市、罢工以支持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在群众运动的强大压力下，５月７日，被捕的３２名学生全部获释。５月９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因同情学生而被迫辞职出走。北京学生强烈要求政府挽留蔡元培，各校教职员也同学生一起参加斗争。１９日，北京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再次总罢课。

　　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得到了各地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国，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动。济南、天津、上海、南京、成都、长沙、武汉、广州等大中城市的学生，在日本、法国的中国留学生，以及广大海外华侨，都积极展开各种形式的反帝爱国运动。

　　５月２１日，日本驻华公使提交“紧急照会”，威胁北京政府，要它加紧镇压学生运动。６月１日，北京政府下令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行动。这就更加激起了学生群众的愤怒。北京学生从６月３日起再次走上街头演讲，遭军警镇压。有１７０多人被捕。第二天又有７００多名学生被捕。但是，学生们并未屈服。第三天上街演讲的学生增加到５０００余人。

　　北京政府对学生爱国行动的野蛮镇压，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６月４日，上海学联得知消息后，立即通电全国，呼吁各界“主持公理，速起救援”。６月５日，上海工人自动举行罢工，支援北京学生。在工人阶级的带动下，上海实现了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斗争局面。随之，全国兴起罢工风潮。沪宁、沪杭、京汉、京奉等铁路和汉口、长沙、芜湖、南京、济南等城市的工人也纷纷罢工。商人罢市也遍及各地城镇。五四爱国运动已突破了知识分子的范围，发展成为以工人为主力、有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群众爱国运动。

　　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北京政府被迫于６月７日释放被捕学生。１０日，罢免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的职务。这是五四运动的初步胜利。但拒绝和约问题还没有解决，斗争仍在继续。

　　６月１１日，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高一涵等人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因此被捕。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发出通电，抗议北京政府的这一暴行。１７日，北京政府违背全国人民意愿，企图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北京学联立即号召学生投入拒签和约的斗争。１８日，山东派出各界代表８０多人进京请愿。北京、上海等地学生、工人纷纷响应。在巴黎的华工和中国留学生也强烈要求拒绝签约。直到２７日晚，陆征祥的住处仍被数百名中国留学生和华侨商人所包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代表团没有出席巴黎和会在２８日举行的和约签字仪式。至此，五四运动所提出的直接斗争目标基本得到实现。

　　五四爱国运动促进了中国人民新的觉醒。先进青年更加清楚地看到国家命运，岌岌可危，更加感到腐败黑暗的社会现状难于忍受，他们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积极探索拯救中国的道路。五四运动后，各地青年纷纷成立社团，传播新思想的刊物有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仅五四运动后的一年中，就出现４００多种。在各种学说竞起争呜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

　　由于巴黎和会打破了人们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幻想，由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逐渐扩大，在五四运动后的中国思想界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逐渐怀疑以至否定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而向往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现时和将来的人类共同的思想”。五四运动后，《新中国》、《每周评论》、《晨报副刊》、《国民》等刊物开始刊登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编辑刊物，撰写文章，组织社团，初步接触工人群众，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经过比较，鉴别、争辩，马克思主义以其缜密的科学性和革命精神赢得日益增多的先进分子的信仰，中国一代青年马克思主义者逐步成长起来。新文化运动发展成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思想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大成果，就是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束缚人们的思想，相反，正是学习和运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才在更广阔的范围和更深刻的程度上获得了解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它在同中国实际结合中的不断发展，成为五四以来科学、民主精神的主流。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事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从而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１９４９年１２月正式宣布以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