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贵祥等就“基本解决执行难”答记者问

标本兼治全面攻坚“执行难”

3月12日下午,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刘贵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吴偕林,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葛晓燕就“攻坚‘基本解决执行难’”相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正在起草民事强制执行法

刘贵祥介绍,人民法院对几十年来所有不放心的案件进行了清查,纳入案件管理系统,“这些案件永远在监控之下,卸下了沉重的历史包袱,使执行工作进入了良性循环。”

同时,这次“攻坚‘基本解决执行难’”坚持标本兼治,形成了固化的机制。刘贵祥用三个“不可逆”举例:“全国法院使用网拍系统,这能够逆转吗?法院编制了网络化的查控系统,在北京可以查中俄边界一个信用社的存款,这样的网络体系能逆转吗?信用惩戒得到社会各界广泛认可,这能逆转吗?因此,未来法院执行情况会越来越好。”

刘贵祥也坦承,在一些地区,执行难的问题仍然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制定了推进解决执行难五年工作纲要,从执行体制改革、执行模式改革,到信息化升级换代等方面进行全部部署。有关方面目前正着手制订从源头治理执行难的方案和意见。人民法院还将采取措施进一步提高执行队伍的综合素质。

在推进完善强制执行的立法体系方面,刘贵祥透露,目前民事强制执行法已经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最高人民法院正按要求紧锣密鼓起草民事强制执行法,争取在今年年底将草案提交审议。“还要完善与此相关的企业破产制度,探索制定个人破产制度等,助力推进执行工作。”

企业执行要追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结合

在谈到企业执行时,刘贵祥表示,在执行过程中要把加大执行力度和文明执行、善意执行、追求最佳社会效果有机结合。一方面,对“老赖”绝不手软,绝不姑息。这关系到整个社会诚信和基本道德风尚。另一方面,执行人员要有较高的综合素养、较高的把握政策界限的能力和水平。

刘贵祥表示,要树立公权力的审慎性和谦抑性,审时度势进行把握。第一,人民法院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尽可能采取执行和解的办法,与双方当事人沟通。“当事人可以通过保险,对保全措施进行担保。让这个企业度过一时的债务危机活下来,既能稳就业又能促发展,何乐而不为?”第二,要有效利用执行和破产程序的衔接。有时破产重整和破产和解是解决债务危机的一个好办法。第三,法院采取查封等控制措施时要把握好界限,绝不能超标查封；同时,能活封的不要死封。不能把民事纠纷当作刑事犯罪处置。“要落实好保护民营企业的一系列措施,不能不管三七二十一去查封,要追求最好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

曝光“老赖”与保护隐私不矛盾

有记者提问,在街头的电子屏幕曝光“老赖”是否有法律依据?法院如何处理好曝光和保护隐私之间的关系?

葛晓燕回应:“失信被执行人一旦被纳入被执行人名单,法院将依法对其进行信用惩戒,这在法律上有充分依据。”她说,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55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最高法院又作了司法解释。公布失信被执行人的相关信息和隐私保护之间并不矛盾。

“我们并不是对所有失信被执行人都进行公开曝光,只是选择其中典型的、情节严重的失信被执行人予以曝光,敦促他们尽快履行法定义务。”葛晓燕介绍,公开的内容严格限定在法律范围之内,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规定可以公开的信息,人民法院一律不得公开,比如失信被执行人的工作单位、联系方式等。

葛晓燕还介绍,对依法可以公开的失信被执行人信息,人民法院在公开时会尽可能进行技术性处理。实践证明,公开曝光失信被执行人的相关信息对于推进社会诚信建设和解决执行难起到了非常好的促进作用。“当然,任何一项制度都在不断实践中完善。”葛晓燕说,人民法院将不断完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使其在助推法治进步和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坚定守护好民生保障的法治防线

吴偕林在谈到农民工讨薪、交通肇事赔偿、赡养费等涉民生案件执行效果时,多次提到“民生无小事”,“涉民生案件的执行既是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重点,也是执行攻坚的难点。”

吴偕林以福建法院系统为例介绍,法院对涉及农民工工资、交通事故赔偿等民生案件的执行开辟绿色通道,实行“三优先”——优先立案、优先执行、优先发放执行款。2018年,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直接受理民生案件3.3万余件,执行到位金额达12.67亿元,其中涉及农民工工资发放的案件达3.65亿元,惠及1.8万余人。

2018年,福建法院系统开始探索建立“执行+保险”的救助工作机制。“除了传统执行救助以外,借用保险的力量拓宽救助的资金来源。”吴偕林说,3年来,福建法院共发放执行救助款8174.75万元。“下一步,我们还要继续强化涉民生案件的执行,坚定守护好民生保障的法治防线,让人民群众在执行工作中有满满的获得感和暖暖的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