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安静

　　《论语·卫灵公》中有句话：“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意思是说，对大家都喜欢的人或事，一定要加以考察；对大家都厌恶的人或事，也一定要加以考察。意在提醒人们，判断是非好恶不能被从众心理裹挟，需要独立观察和理性分辨。

　　众人的好恶，往往能反映某种普遍性的倾向，却未必总是实事或真理。孔子言“必察”，正是提醒世人穿透表象、不随流俗。声誉是人品德、行为、学识的综合体现，追求声誉需要恒久践行，评价声誉同样需要清醒头脑。齐威王时，即墨大夫因不事贿赂、专心治邑而“毁言日至”，阿地大夫因广行贿赂、巴结权贵而“誉言日闻”。若齐威王只听众人之言，不察实情，便不会有“烹阿大夫、封即墨”的举动，也不会有齐国的大治。众人之誉，未必是真实的贤能；众人之毁，也未必是真正的败德。审察分明、不为浮议所惑，方能识人断事、不枉不纵。

　　世间声誉，本有清誉、浮誉、毁誉之别。清誉靠德才实绩沉淀而来，浮誉靠投机取巧营造而出，毁誉则是未经审视的舆论风潮。众人说好，可能是真才实学赢得口碑，也可能是跟风逢迎炒作出虚名；众人说恶，可能是劣迹昭彰引发公愤，也可能是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唐代名将郭子仪，功高盖世却屡遭宦官谗毁，若当时之人仅凭“众恶”便轻下断语，一代功臣的生存智慧和器量，便不会流传至今。可见，对毁誉不加考察，便可能成为流言的俘虏，失却公道的准绳。

　　“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核心在一个“察”字。察，不是多疑，而是独立判断的清醒；不是傲慢，而是实事求是的精神。王安石推行新法时，朝野议论汹汹，或誉之如圣贤再世，或毁之如奸佞误国。面对这些极端化的众好众恶，唯有深入考察其政策利弊、推行实效，才能给出公允的评价。对今天的党员干部来说，这“必察”二字有着更为深刻的意义。选人用人时，不简单以票数论优劣、以“人缘”定高下，而要深入考察实际德才、工作实绩，防止“老好人”得势、“实干家”吃亏。评判工作时，不片面看汇报材料的厚薄、媒体报道的冷热、网络舆情的褒贬，而要沉到一线看群众真实的获得感。政策实行时，同样需要“必察”的自觉。一项政策推出后，若只盯着汇报材料上的漂亮数字、媒体上的热闹声势，便容易把“做了”当“做好了”，把“声势”当“成效”。真正的察，是看政策有没有解决群众最急最愁的问题，有没有在基层土壤里扎下根、结出果，而不是悬在半空、停在纸上。好政策不在掌声里，而在老百姓的日子里。

　　“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既是识人之道，也是修身之镜。我们既要以“必察”的清醒评价他人，不轻信、不盲从、不随波逐流；也要以“必察”的自省回望自身，当赞誉纷至沓来时，问自己是否名副其实，当毁谤加身时，反思是否确有不足。唯有如此，才能在众声喧哗中保持定力，在毁誉交织中辨明方向，真正做到察实情、求真知、行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