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离开 愿爱留下

2018-04-02 09:12:00来源:人民日报作者:
吴荣江
  我今年88岁,在一线从事新闻采访报道工作40年。
  40年里,我结识了各行各业的很多朋友,其中有医生、科技工作者。正是他们的一言一行,让我看到、听到、触摸到了“大体老师”为人类作贡献的真实故事,把我带进了一个全新的、过去从不知晓的领域——生命科学领域。
  一个孩子,因遗体解剖而获救
  引领我走上“大体老师”之路的,是我国著名肿瘤专家宣典发。1957年,他从合肥医士学校毕业,进入淮南煤矿矿工医院工作,我们在病房里认识,是60余年的老朋友。
  起初,我和他一起合作,给报纸撰稿,之后开始关注他在医疗专业方面的进展。1971年,他到上海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进修,成为在上海进修的全国15名医生中亲历解剖遗体第一人。
  进修课上,我国著名肺科专家吴绍青教授的一句话,可谓振聋发聩,他也转述予我:“参加一次遗体解剖,胜过看一百个病人。”
  结束进修后,宣典发回到淮南煤矿矿工医院,开始组建新的肿瘤科室。不久后,一名刚出生的男婴,因身上多处长有肿瘤结节,来到医院肿瘤科就医。
  在娘胎里患癌症,且已广泛转移,男婴的病情实属罕见。他究竟患了什么癌?什么原因致癌?原发灶在何处?采用什么治疗方法?面对从未接触过的病例,医院不明情况,更无清晰而完整的治疗方案。
  第18天,病婴去世了。虽有妙手难回春,宣典发脑海里响起了恩师吴绍青的嘱托:只有解剖遗体,才能回答眼前无法回答的一连串问题。
  他找到死婴父亲,在这名伟大父亲的支持下,从掩埋死婴遗体的山南现场取回了死婴遗体,并做切片医学研究,结论是病婴患有肾上腺神经母细胞瘤。
  《中华医学杂志》很快发表了宣典发撰写的《先天性广泛转移的肾上腺神经母细胞瘤一例》报告,还配文发表了5张照片,在全国医学界引起普遍关注。
  三年后,另一个患有先天性广泛转移肾上腺神经母细胞瘤的病婴来到淮南煤矿矿工医院求诊。宣典发根据第一个死婴解剖病例的发现,以及乳腺癌自然消退的经验,设计了一个多学科交叉治疗的方案。
  经过8个月的治疗,这名病婴身上的原发灶和转移灶全部消失,病婴精神与食欲转为正常,从住院时的7斤增长到出院时的11斤,成为我国攻克癌症道路上的创新技术,是独一无二的治癌新成果。
  四年后,1985年10月15日,孩子的父亲陈长平还给宣典发写信报平安,信中说:“山元孩子吃得很胖,身体无反常现象。”这一事件深深影响了我,让我感受到了“大体老师”的伟大和对医学进步的重要作用,让我对遗体捐献事业有了更多认识。
  一项事业,因人道光辉而澎湃
  让我坚定遗体捐献决心的,是淮南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原副主任冯立林。
  冯立林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后从处级领导岗位退休,今年已经八十有余。退休后,他凭着一腔热情,积极投身红十字志愿服务工作,尤其关注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事业。他向医科大学教授学习,向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请教,进行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收集“大体老师”为人类医学进步作贡献的珍贵资料,成为淮南市红十字会第一批义务宣讲遗体捐献知识的志愿者。
  冯立林的宣讲,可谓言简意赅、一针见血。医科大学为什么将遗体解剖列为学生必修基础课?他从两个方面阐述:从学生个人角度来说,学医必须熟学基础医学,而人体解剖是基础医学最重要的一部分,只有在接近真实的人体上模拟手术训练,才能掌握和丰富人体基本知识;从国家层面来说,数以万计医科大学生的基础知识扎实,有利于医疗队伍整体技术水平上升,为实现人才强国和科技强国提供可靠保障。
  除了理论论述,冯立林还非常善于举例,循循善诱。如论述遗体捐献与救助病患之间的关系,他就以发生在上海医大的一个真实病例为例说明:一位病患疑似肝癌死亡,上海医大医务人员在做遗体解剖时,却发现死者所患并非肝癌,而是一种名为肝脏弥漫性海绵体血管瘤的肝脏疾病,后在医院病理讨论会上进行交流,找到了根治良方。不久后,面对另一位症状相似的病人,医生根据最新研究成果,成功实施手术,挽救了患者的生命,也破解了困扰医生多年的顽疾。
  “遗体解剖是最后的诊断,也是最可靠的诊断。”冯立林常说。
  他率先在红十字会登记捐献遗体,引领一批志存高远的热心人士成为遗体捐献志愿者,十几年如一日地开展遗体捐献宣传工作,被授予“安徽好人”“淮南好人”“淮南市优秀红十字志愿者”等光荣称号。
  在冯立林、宣典发和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引领下,我也成功加入遗体捐献志愿者行列,期待在去世之后成为一名“大体老师”,供年轻的医学生们解剖研究。届时,我将在另一方倾听在这个世界响起的赞美之声,求得圆满。
  “当我离开,愿爱留下。”有幸结识诸多好友,与他们一起接受此生永难忘却的生动教育,是我的最后心愿。
(作者系《人民日报》原记者、《安徽日报》原主任记者、红十字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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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牛乐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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