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要论述的《副刊》，是指狭义的副刊，即文学性质的副刊。
    第一，副刊编辑要有较强的政治敏锐性。文学副刊历来是一个敏感窗口，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反映到文学作品中，受作者的立场、观点所影响，必然要带上一定的政治色彩。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从历史上看也是非常密切的，文学的高潮期往往就发生在政治矛盾最尖锐化之时。
    第二，政治敏感并不等于让编辑放弃个人的理性思考。任何一个时代的精神产品，都有它强烈的时代特征。我们曾经历过理性眩晕的荒唐岁月，也不乏认真的反思与检讨。既然副刊有它相对独立性，那我们就应该在这里，让我们的人格和良心连同我们所办的副刊一同接受历史的检验。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要求副刊编辑的政治素质，应该说是更深了一个层次。当年北京晚报副刊开设的《燕山夜话》杂文专栏，曾使它的编者和作者同时背难，而历史却最终确认了这个副刊名专栏的地位。时值今日，那些文章依然会引发读者的强烈共鸣。使我们不能不为编辑高度的政治鉴赏力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折服。
    第三，副刊编辑不一定是思想家，但要有思想家的眼光。优秀的文学编辑是要有思想上的超前性。这一点，既适用于新闻界，也适用于出版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在大多数作家和编辑面对精神产品监督岗不知如何举步之时，莫应丰写下了彻底否定“文革”的小说《将军吟》，韦君宜看过书稿后，认为该作品具有较大的思想价值，便冒着风险出版了。这是我国第一个全面否定“文革”的作品，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并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
    第四，副刊编辑不是宰相，但一定要有肚里能撑船的宰相雅量；副刊编辑也不会是大海，但必须有海纳百川般兼容并蓄的胸怀。作为编辑肯定有自己的喜好，但一定不要因此断送了那些与己趣味相异的优秀作品。鲁迅的《孤独者》与《在酒楼上》被认为是颓废文学的代表作，假如碰巧稿子投到一个不喜好文学的编辑手中，那可就有点麻烦了，关键是编辑要宽容，要能超越自己的喜好而简拔真正优秀的作品。蔡元培办北大，讲求兼容并蓄，我们的副刊编辑办的是文学的聚会与盛宴，也应该讲求兼容并包。如果饭桌上的菜只是一个滋味，那是很萧条单调而无趣的。好多副刊编辑错在一个人办副刊上，一个人的思路，一个人的水平，一个人的见解，总是有限的。而成功的副刊编辑应该是发动全社会来办副刊，应该是发动全体读者来办副刊。
    第五，副刊编辑不一定是学者，但一定要学养深厚。副刊编辑不是文学史家，不是文学理论家，不是文学批评家，但是，副刊编辑对文学史要有粗略的了解；要用基本的和最新的文学理论及其研究成果充实自己；要有对作品进行有理有据的批评的能力。不具有这些方面的修养，怎么衡量作品的价值从而决定取舍？从创作的角度而言，编辑水平可能低于作家；从鉴赏、评论的角度而言，编辑水平似乎应该高于作家。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就是因编辑学识的平庸或低劣，而被降格处理或使其胎死腹中。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多次遭遇退稿，要不是骆宾基的举荐，这篇为读者广泛传读并得到了全国短篇小说奖的作品的命运，还不知是什么结果。设若这篇小说被扼杀，会不会同时也扼杀了张洁？在出版界的文学编辑中，也有类似情况。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就曾被一位“特别谦恭忠厚”的编辑删改成可以“在每个旅游点兜售的小册子”。笔者一直戏称编辑的这种行为为“过失犯罪”。想想也真是不寒而栗，如果让一个才疏学浅的副刊编辑在他的位置上占据十年，会给那一方的文学事业带来什么样的损失可想而知。
    第六，副刊编辑不一定是作家，但有机会有条件也不妨搞一些创作。作家和编辑，经常有互不理解甚至互相指责的时候。编辑像个理发师，作家作品像是理发师的工作对象，再杰出的作家，到了编辑的理发刀底下，都得老老实实俯首折腰。在某些作家眼里，编辑是有眼无珠的人，作家往往认为编辑无非只是编辑字号，搞一些匠人的活计，这显然是对编辑工作缺乏理解。另一方面，编辑若不懂创作规律，也可能误解作家，他可能会把鲁迅的“在我家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的特有氛围，简化成“我家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枣树。”巴金曾说过，他当作家的时候，误解过编辑；当编辑的时候，也误解过作家，既当了编辑又当了作家，对二者的关系才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大意)。遥想“五四”时期造就的一代大家如鲁迅、茅盾、叶圣陶、林语堂等等，多有作家和编辑的双重身份，当他们作为编辑时，发现、扶持帮助了许多诸如巴金、萧军、萧红等作家。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好多报纸副刊编辑同时也是省作协会员或中国作协会员，《农民日报》的刘震云、《中华工商时报》的邱华栋、《光明日报》的韩小蕙等等，好多人既是副刊编辑，同时也是比较有名的作家。
    (济南) 朱春娃
    朱春娃：女，《济南日报》文艺部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