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雅痞曾将孟子语录“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篡改为“人之患，在好为人夫”，提醒各位性情中人勿玩物丧志，据说曾在京城某小圈子内引起一些共鸣。其实，人的劣根性，还是孟子说得对。对某事某人该如何做，不说事后诸葛亮多如牛毛，事前也是明师层出不穷，指点不休，大有如某些神秘信件所说那样——这是一个美好的祝福，你必须将它发给你若干个好友，不然你将遭天打雷劈，车撞水溺……，反正不得好死。总之，明师们的意见是毋庸怀疑的，不照做必以失败告终，后果自负。
　　好在我从小不是被吓大的，而是被哄大的——“明天是美好的，你就是祖国的花朵”之类，所以对各种明师的意见的态度是姑且听之，必须疑之，后来甚至慢慢懒得听了。说起来自己其实也曾充过“明师”：那是之前在某报做记者时，所写的新闻中若出现“专家认为”，内容往往来自网上;若出现“业内人士说”，则大多是自己的推测。
　　说句老实话，我不怎么看时评已经很久了。我觉得自某个时代开始，中国已经缺少真正的时评者，多是一班不敢痛痛快快说话、人云亦云的混媒体饭者。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某年媒体上关于民工以跳楼讨欠薪的大讨论，讨论来讨论去，居然生造出“民工跳楼秀”这么一个新词来！就算有时指出一个很好的结论来，也如唐僧那样，得先左哆嗦右哆嗦，等到大家都昏昏欲睡时才肯将主题揭示开来，等等，真是见怪不怪，反正习以为常。
　　——堕落啊！这是媒体的堕落，“明师”的堕落！更是时代的耻辱，汉语的耻辱！
　　当掌握了社会话语权的机构和明师自觉或不自觉这样说话、行事的时候，扬州雅痞觉得沉默是最好的说话方式，不接触是最好的相处途径。在任何情况下，自己因为非能力或职责等因素干不了的事情，都不要出于道德判断，高举社会公义的旗帜要求别人去干。简言之，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其实，中国人并非一直如此。凭不多的见识，扬州雅痞认为至少在三国那个动荡不安、群雄割据的时代，中国已经出现最好的时评和时评家，其短小精悍者如汝南名士许劭评曹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鸿篇巨制者如诸葛亮的《隆中对》，为惶惶然若丧家之犬的刘皇叔指明长路，终于奠定“三分天下”大局。这就是时评的价值和力量：或干脆利落，一针见血，或洋洋洒洒，势不可当;而时评者也必须做到敢于摆明立场，无所畏惧，不受干扰——对于时评者，扬州雅痞认为摆明立场，明确表态是非常重要的，就像《西游记》里的唐僧四师徒，面对同一个妖怪，或遇到同一件事时，透过他们不同的言行，充分体现了不同的性格——孙悟空的机智勇敢、诙谐幽默;唐僧的坚定虔诚而又软弱无能;猪八戒的贪图安逸、眼光如豆;沙和尚的勤恳依顺、朴实善良。他们的形象至今还为人们津津乐道，不在“求同”，而在“存异”。
　　有人说，历史离得越近越容易使人糊涂，其实因为资料充足等原本不该如此，只是受人为干扰太甚的缘故，在得出自己的结论前已经有被全社会广泛接受的一个结论在，影响了你的判断。记得在我很小时，外婆有一次在看大戏（广东某些乡村在节日或神诞演粤剧，相当于鲁迅笔下江浙一带的社戏）前偷偷对我说：“毛主席就是皇帝！”她的这个“私人判断”，对我在读史时理解中国上个世纪发生的许多事情很有帮助。
　　所有的判断和结论都会居于某一特定立场，貌似公允无私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更为可怕的狼子野心，迷信神圣已经使人类付出太多的历史代价。当某人说他的言行代表社会公义，而我们又无从看出他站立的基点时，就得分外小心了——“人反常态，必有所求”。钱锺书先生曾说上帝要惩罚人类，有时就产生一个道德家，将“抱有高尚得一般人实现不了的理想”的“道德学家”与“荒年”、“瘟疫”、“战争”并列，与之对应的民间语言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