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合受众口味的娱乐遮蔽了对重大新闻的报道

　　新闻娱乐化浪潮之下的媒体总是把公众的注意力从重要的事务上引开，那些无关紧要、琐碎的名人趣事、日常事件及带煽情性、刺激性的犯罪新闻、暴力事件、体育新闻、花边新闻等软性内容成为新闻的重点；对人们的切身利益有着重大影响的硬新闻，如：有关公众利益的劳动权利、生态环保、高新科技、行业危机等方面问题却在逐渐地减少。
　　在世界足球豪门皇马来华献技期间，云南省大姚县发生了6.2级强烈地震，死伤几百人，估计直接经济损失在10亿元以上。但是媒体对这起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事只是例行报道，而将相当大的精力投到一场对空前的“皇马新闻大战”中。一时间，关于豪门巨星的消息满天飞，似乎全中国人民都需要皇马，足球在中国是天大的好事，小贝的发型、内衣比灾民的口粮和帐篷更重要。在这次媒介事件的报道中，很多媒体为了获取更多的“眼球”，不惜放弃神圣的职责，将公众利益抛至脑后。
　　美国的新闻编辑肯特·库柏(Kent Copper)曾提出“知情权(the right to know)”的概念。其基本含义是：公民有权知道他应该知道的事情，国家应最大限度地确认和保障公民知悉、获取信息的权利，尤其是政务信息的权利。
　　在现代社会，对社会公共事务的了解和知情，很大程度上要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新闻信息的报道。然而，大众传媒一味迎合受众的娱乐口味而忽视社会的重大事件，造成了对大众知情权的损害。公众利益所包含的不迎合及多元、全面的原则也被践踏。

　　对利益集团私利的追求削弱了媒介的公益性

　　新闻媒介是一个必须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具有特殊属性的产业。但是越来越多的商业因素的介入，社会效益逐渐被忽视，而经济效益越来越成为很多媒体追逐的主要目标。表现为媒体替利益集团的私利服务，而置公众利益不顾，媒介的公益性日益削弱。
　　兼听权指的是公众通过媒体获得全面公正的客观报道或从不同媒体听取彼此各不相同的信息和观点的权利。兼听不同于多听，多听可能包含着重复，而兼听必然包含着差异乃至对立。正是通过多种观点的呈现，公众才得以在最大程度上了解事实的真相。这一切也只有在媒介完全独立的前提下才能实现。
　　新闻娱乐化背景之下的媒体对于涉及自身利益的新闻，往往用娱乐的幌子掩盖不同的声音。他们仅仅传达一方的意见和观点，给公众认识事件的本来面目带来相当的难度。公众只能跟着媒体的镜头去了解新闻事件，而不能从另一方面、另一角度的获知更多信息，以作出自己独立的判断。英美媒体对国际事件的报道就体现出这样的原则。我们可以从伊拉克战争报道中就能看出：媒体大力渲染女兵林奇的传奇经历，狂炒田纳西州的父子兵，不遗余力地描绘萨达姆藏身的“蜘蛛洞”。淡化了人民对战争合法性的质疑，掩盖反战的声音。
　　对于应该如实传播新闻事实的媒体来说，对兼听权的践踏违反了最基本的报道平衡原则。广大公众自由选择、获取全面信息的权利被利益集团所剥夺。

　　重新拷问媒体的社会责任

　　新闻传媒应该是负责任的公共信息传播者，还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营者？在市场经济观念还没有深入人心之前，这也许不是一个令新闻实践者头痛的难题，甚至不成为问题。然而，现在却成了摆在人们面前不得不解决的矛盾性难题。
　　拉尔夫·D·巴尼（Ralph D. Barney）认为，“民主社会需要依赖大众传媒的新闻记者提供多样化的讯息和意见。只要大众传播媒介尽可能地向公众提供可供选择的意见，就是履行了媒介的道德责任。”在现代社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客观世界的变动和社会的变革在不断加剧，人际信息交流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受众获得信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传媒的提供。
　　但必须注意的是，社会上的信息纷繁复杂，有关系到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问题，有威胁个人切身利益的经济事件，也有提供休闲消遣的娱乐……。是提供给大众严肃的政治、经济、社会方面、有助于决策的事实，还是选择成本低却受欢迎的、突出消遣娱乐功能的新闻信息？在市场为导向的媒体经营体制下，按照商业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许多媒体选择了后者。新闻娱乐化现象盛行产生的后果就是媒体得到了暂时的经济利益，而公众却失去了决策参考的依据，公众利益受到了经济利益的严重侵害。
　　新闻专业主义强调传媒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子系统的收集、整理、传播信息的功能和责任。这种原则着眼于受众的知情权和接近权，以“公正、公开、公平”为目标取向，强调传媒作为“社会公器”，对社会成员及公众的利益负有责任。
　　“若由我来决定，我们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迟疑地立即回答：我宁愿要后者。”杰斐逊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显然强调的是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作用。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