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从时评这种言论形式在国内媒体中出现开始，一直就伴随着种种的争议，应该承认，许多批评指出的问题的确是客观存在的，值得认真重视和反省。但理性和冷静地分析，有些批评也不乏偏激之词。现在拉开一段距离旁观，也许更能冷静客观地看待时评面临的批评和问题。从一个曾经的时评编辑的角度，我谈谈自己对时评的理解，时评的“四度空间”。

介入现实的角度

独特、理性和建设性的视角，是我一开始编时评版时就已经明确并为之努力追求的。在某种意义上，以什么样的视角解读新闻、引导读者和开拓思维，就意味着这个版面的定位、立场和风格。

一是独特和理性的视角。

“我们需要独特的视角，在熟视无睹中发现奇迹，在貌似真理中发现荒谬，在众口一词中发现异类，在绕过经验时发现常识和通识，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积极健康向上生长的力量”——这是我在青年时报推出第一期时评版写的一段编者的话，这也是我编时评两年来一个重要的选稿标准。因为独特和理性的视角对时评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虽然不可能做到每篇文章都能言人之所未言，但必须坚持不能人云亦云，评析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时必须保持客观独立的判断。

与此同时，我也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反对为了标新立异而牵强附会，为了与众不同而生拉硬扯，为了惊世骇俗而故作惊人之语。应该说，这是一开始我们就对一些心态浮躁、没话找话、纯粹抬杠、故作惊人之语的时评写手表明的态度。

二是多维的视角。

因为单一和单向的视角可能会影响评论的客观和理性，而多维视角提供了多个不同的视角和观点，能更多地打开读者的思维通道。为此，我在时评版上专门设立了两个栏目：“复眼”和“继续评论”。

为了容纳不同的观点，有些媒体的时评版开设了“不同意见”和“观点交锋”这样的栏目，并以“正方”和“反方”来表示对某一观点的赞同和反对。但我认为，许多事情其实并不一定就是非此及彼的，而存在多重的可能性和评判标准，一定要有“正反”，也可能误导有些时评作者故意“抬杠”。“探索认知的角度和维度，不追求一锤定音，尊重读者思想的权力，培养读者思想的能力，不谋求话语霸权”，这就是“复眼”这个栏目的意义所在。一个重要新闻事件发生后，我常常在同一个版上刊发两三篇评论，以从更多的角度拓宽读者的思维，提供多个观点相互补充并让读者自己判断。

“继续评论”是我们拓宽思维通道、容纳多种不同声音的另一个栏目，与“复眼”不同，它强调的是对一个连续新闻事件的连续评论，随着新闻事件的演进和变化适时推出相关评论，或者发表对前面时评文章的不同意见。如孙志刚收容致死案及因此引发的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反思和改革，从孙志刚案的发生，到国务院废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公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再到救助办法的实施，我们先后一共连续刊发了40多篇文章，时间跨度达3个多月，对新闻事件的每一步发展几乎都配以评论，对孙志刚之死和收容遣送制度以及此事引起的反响作了全面的反思与探讨。

三是摒弃道德审判。

时评要做到客观、理性和富于建设性，必须摒弃一些报纸言论所热衷的道德审判与媒体审判，因此杂文式的文风是我们一开始就坚决拒绝的。

我认同有些人提出的观点，时评不仅应体现言论的开放和自由度，更要承担起直面现实、关注民生的社会责任。我们要对道德现象进行评论，但我们并不进行道德评判，我们要针砭时弊，但我们不能仅仅图嘻笑怒骂的一时之快。我们要肯定时代进步的积极意义，要对社会的变革提出理性和建设性意见与建议，在鞭鞑一些社会丑恶现象的同时反思它产生的根源，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难题寻求解决之道，我们要发出健康的、积极向上的声音。

介入现实的速度

有些批评许多媒体过于追求“昨日时评”，但我认为“昨日时评”是时评版必须追求的。所谓时评，与其他言论文章相比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就是它有很强的时效性，必须对当下发生的新闻做出快速反应，第一时间表明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否则就不叫时评了。关键是在追求“昨日时评”的同时要保证评论的质量，不能光为快而快。

许多读者对现在媒体时评版印象最深的，除了文章的理性和深度，常常惊讶于时评的时效性。所刊发的大多数时评都是评论最近发生的新闻，更有许多重大新闻，在见报的当天就配以特约作者的评论，在为读者提供新闻时，同步提供思想和观点。有论者认为，当一个新闻事件刚刚发生时，媒体对这一新闻事件的快速评论，其对舆论的影响与作用不仅巨大，也有助于奠定媒体的社会地位，进一步增强其影响力，相反，如果媒体的时评总是“慢半拍”，又没有其他新颖的观点出现，其影响力就要小得多。确是如此，如果评论总是大大滞后发生的新闻事件，时评之“时”就失去了意义，将沦为一般报纸的普通言论。

有人戏言时评只有24小时的生命力，要想时评真正具有时效性，必须拥有一支倚马可待的作者队伍，对新闻事件能迅速做出判断并发表看法。当一件重要的新闻事件发生后，许多媒体都约请有关专家、其他媒体的评论员撰写评论，有些专家和媒体评论员也主动发来评论文章。客观地说，相比自由来稿而言，这些专家和评论员的文章相对质量较高，也更容易为编辑采用。这也许就是一些批评者认为现在的时评版都为“名家占据”的原因。当然，自由来稿中有精彩的文章，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编辑，一般也是不会舍弃的。也有一些特约评论员是从普通作者的来稿中发现的，由于他们的文章观点新颖、思想深刻、反应迅速兼文采不错，慢慢的也就成了编辑的特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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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现实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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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评是一种有力量的文体。由于针对性强，对新闻事件反应快，角度独特、观点理性并富于建设性，因此能更有力地介入现实，也对社会更具指导意义。

自从开设时评版以来，我们对许多社会焦点、热点问题都迅速加以评论，如孙志刚事件、沈阳黑老大刘涌改判事件、北大才子卖肉事件、新《婚姻登记条例》的颁布实施等等，我们都及时刊发了很多有见地的评论文章。这些文章从理性建设性的视角出发，以正确的舆论引导读者，使读者对这些社会焦点事件和热点问题有了更深刻、更本质的认识。

有人发现，近年来的许多新闻报道，都反映了一种“叫停”的现象，这些事件往往是某些政府行政部门作出了某项政策或措施，但考虑不周或者程序不规范，实施后遇到了一些问题，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批评，于是赶快纠正错误，迅速“叫停”。 不少人认为“叫停”的背后是时评的力量，这个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时评的作用和介入现实的力度，“叫停”虽然不能完全说是时评的功劳，但时评无疑功不可没。这事实上也反映了社会的进步，以及人民群众的舆论监督的趋向实际有效，是舆论监督的力量。

当然，也有一些人批评许多时评只批外地不批本地、只批过去不批现在、只批社会现象不批政府部门。应该承认，这种现象是的确存在的，并减弱了时评介入现实、关注民生、批评世象的力度。事实上，这并非时评编辑不愿批评或者不敢批评，而是其中有许多不足为外人道也的隐衷，无论如何，一个时评编辑既不能也无法为某一个地方的舆论监督环境的宽松程度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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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现实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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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和文采都是时评的生命，但思想是时评的第一生命，而文采是时评的第二生命。所谓有思想，就要体现一定的深度，没有深度的时评，对问题的看法只能停留在表面，既不可能有独到的见解，也不可能给读者带来多大有意义的启迪，这样的时评是没有生命力的，也是难以在读者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的。

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编辑李方曾经提出过关于时评的四个境界：一是把众所周知的道理讲清楚，二是讲出别人想不到的道理，三是权威，四是有情怀。应该说这个分析是很有道理的，把众所周知的道理讲清楚，只是对时评最基本的要求，时评不仅要讲出别人想不到的道理，还必须体现权威，更应该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是对一个好的时评版和时评编辑的要求，也对时评文章的深度提出了要求。

勿庸讳言，由于时评要求对新闻作出快速反应的特点，作者写文章时往往来不及深思熟虑，因此与那些“十年磨一剑”的文章相比，在深度的表现上就可能有所欠缺，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就可以放松对时评文章深度的要求的追求。因为时评的态度必须是严谨和严肃的，不能为了单纯追求新闻效应，而自觉不自觉地去搞不切实际的纸上谈兵；时评要对公众舆论负责的，不能想说就说信口开河，不能一味求新求快。

要有有深度、高质量的时评文章，就必须有一支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堪称国内一流的时评作者队伍。我可以毫不讳言地说，我在选稿时比较关注所谓“名家”的稿件。名家也是从无名作者走过来的，之所以在媒体露面频率渐渐增加成为“名家”，是因为他的文章无论是在数量和质量上都经过了时间的考验。名家当然也会写烂稿，但一个珍惜自己声誉的“名家”，一般对文章质量还是有追求的，不会因为发稿容易就胡乱写，不然的话即使是名家也会最终被读者和编辑抛弃。“名家”之所以见报率高，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名家通常比普通作者更努力、产量也比普通作者高数倍甚至数十倍，即使许多文章被毙但发表的文章还是比普通作者多多了。

当然，重视名家并不意味着名家来稿一律照发不误，每天被我枪毙的“名家稿”也不在少数。重视名家更不意味着鄙薄自由来稿，我刊发过国内许多素不相识的普通作者的时评，一个负责任的编辑，选稿时终究是要看稿件质量来说话的。否则，他编的版面就不会被读者认可，如果版面不被读者认可，那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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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有些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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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时评的“四度空间”，就谈到这里。再说几句题外话。

坦率地说，现在有些批评有种不好的倾向。现在对于时评的意见，绝大多数来自于时评界，而其中最多的又是来自于初写时评的写手。他们希望为自己的文章争取更多发表空间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能不考虑读者和编辑的立场。

读者需要看到的是高质量的文章，而编辑必须向读者提供最好的产品，文章是普通作者的还是名家的并不重要。鉴于中国媒体目前稿酬标准和用稿制度不完善的现状，以及地方媒体极强的区域特点，全国范围内允许一稿多投、但一地只能一投已成为一种多方默许的潜规则。一般情况下，广州《南方都市报》的读者不会看到杭州《青年时报》，同样山东《齐鲁晚报》的读者也不会看到北京《新京报》。强求一稿一投，就有可能放弃高质量的文章，无论是从媒体竞争的角度，还是读者要看到好文章的角度，都是不必要的。当然，现在网络发达，一上网就可以看到全国各地媒体的文章，但是除了时评编辑和时评作者，普通读者有多少人会上网一家家报纸查看时评？

报纸也是一种商品，编辑的责任是发现好文章然后提供给作者，但并不承担培养作者的责任。时评的兴盛表明一个公民发言的时代已经来临，但是，公民发言时代来临的意义是舆论环境日渐宽松公民有更多自由表达的渠道，并不是说每个公民（读者）都要到时评版发表看法。时评必须是有深度和有见地的评论，这也决定了时评要往专家（专业）发言的道路上走，一些时评作者也有可能慢慢成长为某一方面的专家，这也使时评渐渐成为某些人的“专栏”成为可能。

时评版面老是为“那几个人”占据，决不是应该批评的现象——只要“那几个人”的文章质量过硬。就好像一个文学爱好者向《收获》杂志投稿未中，原因不一定是《收获》只重名家，而有可能是你的作品质量不够。而一些权威学术期刊，经常会刊发一些著名学者和科学家的文章，但你不能因此要求刊物降低门槛，也多刊发普通作者的文章。即使是时评，我也可以举个例子，著名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先生，其实也是一个“时评家”，他执掌香港《明报》期间，几乎每天都要在《明报》上发表一两篇时政评论文章，也就是我们说的时评，其总字数远远要大于武侠小说的字数。他的政论影响极大，一些国家领导人和香港政要都非常关注，但难道你能指责《明报》的言论老是被金庸自己“霸占”？

我不是说初写时评者不可以批评目前时评存在的一些问题，客观地说他们的批评中也不乏正确意见，而是作为批评者一定要摆正心态。从一个初涉时评的新手到许多编辑欢迎的“名家”，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仅仅是几篇文章没有被编辑看中，就到处无中生有地骂娘，那是不可取的。我遇到过一些初写时评的作者，投过数篇时评未被录用之后，即来信指责编辑选稿只重名家看人不看稿，且不乏激烈言辞。我还看到一位作者在《人民法院报》发表文章批评目前时评的几大病，其中一病是一稿多投，而此君本人即是天女散花一稿多投者，这种作者的文章，不用也罢。还有一些作者，初写时评时批评名家一稿多投使新人无处发稿，现在自己渐渐俨然成了所谓“名家”，也开始到处一稿多投。我其实并不反对一稿多投，但其前后判若两人的变化令人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