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娱乐报道为何让人们乐不起来？至少有两点不可不察:
    其一、娱乐报道的低俗化。娱乐报道注重明星效应，围着明星转无可厚非。然而，在明星的娱乐爆炒中，人们注意到，一些媒体将好端端的娱乐报道情色化。娱记们“眼睛向下”，热衷报道明星的婚外恋三角恋，对性交易性丑闻一类，极尽铺张渲染之能事。低俗化让热衷此道的媒体娱乐空间急剧萎缩，在迎合部分人的低级趣味的同时，让大多数受众“难以下咽”。
　　其二、虚假报道。一些妙笔生花、有鼻子有眼的娱乐报道最终被揭下“画皮”，原来不过是捕风捉影的传闻、子虚乌有的假新闻，让人直呼上当。试举几例:2004年2月，某报报道“黄定宇取保候审，警方仍在取证，强奸顺奸尚未确定”，居然臆造出“顺奸”这样莫须有的法律术语。2004年3月，多家媒体报道“李连杰修行佛法遁入空门”，结果证明子虚乌有，纯属误报。诸如此类，可见一斑。另一类真假难辨的娱乐游戏更是让人防不胜防。从当年轰动全国的“张艺谋王海珍恋爱事件”到最近一度炒翻天的张铁林、周璇“性交易案”，黄健中“性丑闻事件”，当事人一手操纵，上当的不只是受众，还有不少跟风的媒体。媒体沦为“帮闲”和某种意义上的牺牲品。
    低俗化取向和虚假报道的混迹，降低了娱乐报道的整体品位，腐蚀着娱乐新闻的肌体。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娱乐新闻一旦与主观臆造和演绎“牵手”，人们就有理由置疑:媒体的公信力何在？

　　娱乐报道“走偏”探源

　　在一些媒体和媒体人那里，好端端的娱乐报道“剑走偏锋”，决非偶然。
　　忽视社会导向导致部分娱乐报道“变味”。透过一些娱乐报道的虚假泡沫和低俗化，人们不难看到:制作者商业原则压倒了道义原则，舆论导向的缺失和功利主义的驱动形成鲜明对照。对市场化的过分追逐从某种意义上让媒体放弃了社会守望者的职责，甚至放逐了社会良知和道义，沦为醉心于娱乐商品制作和贩卖的商人。
　　片面追求市场效益使一些娱乐报道降格以求。在残酷的市场竞争面前，一些媒体为了赢得受众，抢夺“眼球”，不惜把“宝”押在趣味低俗的报道上，把庸俗当成通俗，试图靠渲染“情色”、刺激感官本能胜出。娱乐成分不足，就靠“生花妙笔”包装，以至于凭空演绎、主观臆造，让虚假报道蒙混过关。一些媒体为了抢发新闻，“只求快速不求真实”，或者为了“抢独家”淡化了真实原则，新闻专业理念让位于市场理念，导致娱乐新闻真实性打了折扣，甚至以虚假示人。有的媒体在操作中注重“瞬间”原则，忽视对新闻真相的探求，把目光投向所谓的最具刺激性和冲击力的场景，到头来一桩新闻事件被切割得支离破碎，人们看到的是被戴着“有色眼镜”的报道者“放大”的一点，和真相无关。
    当然，仅仅把板子打在媒体身上似乎也未必公允。作为越来越讲究传播互动的媒体，提供什么信息，背后离不开受众的引导和激励。某种意义上说，低俗化的娱乐报道之所以泛滥一时，无疑与这类报道存活和落地的现实土壤有关。因此，在呼唤媒体扮演好“社会守望者”角色的同时，提高受众的素质和娱乐品位同样不容忽视。
                 
　　提升娱乐报道品位

    席勒说:“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是人。”人们对娱乐消费的追求赋予当前娱乐报道无限的空间。
　　把最好的娱乐食粮奉献给公众，提升娱乐报道的品位，是当前媒体义不容辞的选择。
　　首先，娱乐报道要把好导向关。坚持把正确的舆论导向放在第一位是新闻工作者应遵循的准则，社会导向同样是文化娱乐报道的生命线。强调市场取向决不意味着弱化社会导向。
　　其次，娱乐报道应该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迎合和引导的关系，报道与炒作的关系，收视率、收听率、阅读率和品位的关系，不可偏废。
　　另外，媒体工作者应强化自律意识。当前媒体娱乐报道队伍不断膨胀，呈现出低龄化趋势。娱记们应清醒认识到娱乐报道的大众指向，尤其是受众群体中不少是青少年。当前，结合新闻战线“三项学习教育活动”的开展，媒体工作者应加强自律，自觉抵制低俗之风，使文化娱乐报道真正成为雅俗共赏、健康向上的精美大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