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后10年，中国电视人威风出尽。电台老了，报纸蔫了，大批人才弃暗投明，新华社的水均益、盖晨光、孙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崔永元、白岩松，深圳大学的教师方鸿进，学者杨东平、钱钢等，络绎不绝走入那所著名的蓝色火柴盒大楼，央视新闻评论部跟抗战时期的延安一样，吸引了大批追求理想的进步知识青年。于是，《焦点时刻》、《焦点访谈》、《新闻调查》诞生了，舆论监督的旗帜一次次飞扬；于是，《生活空间》诞生了，它凝聚了很多拥有艺术理想的青年纪录片工作者；于是，《实话实说》也诞生了，电视开始在老百姓心中生根发芽。正义、艺术、人民的媒体追求，国家电视台的权力与权威，以及制片人制所创造的灵活的收入制度，这些元素加在一起，让那些岁月成为中国电视人“阳光灿烂的日子”。
　　新世纪开始了，电台突出重围，鲜花烂漫。在北京，交通电台的工作人员终于可以高高昂起头颅，它的收听率和广告收入，都足以让它傲视群雄，尤其是曾经不可一世的电视同行。报纸的春天也来了，公费订阅被取消，标志着市场的门槛开始公平，资本结构开始多元，民营资本境外资本纷纷加入，它不光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报纸，更带来了真正面向市场的公司治理结构，报业人才自由流动，一批70年代出生的新锐走上前台，成为领军人物，他们所占据的平台他们的收入他们在市场竞争中如鱼得水的感觉，让与他们同龄的电视人望洋兴叹。电视呢，它当然仍是个庞大帝国，尤其是央视，15个卫星频道，上万人的队伍，70亿元的广告，重大资讯的独家发布权，以及行政指定的全国覆盖网，让中国的任何一个媒体都难以望其项背，但是，中央台辉煌，不意味着中国其它电视台也辉煌，不少台在挤压之下已经朝不保夕；中央台广告收入高，也不意味着电视人的待遇高，事实上，央视刚推出限薪令，临时工的工资为3500元（税前），这肯定让央视人的腰杆没那么硬了；央视的光芒万丈，也不意味着制度先进，从1993年开始，中国电视的运作机制就没有什么进步，很多方面占的不过是垄断的便宜。
　　中国电视的问题首先是垄断。垄断当然就带来市场的不公平，带来人才的单向流动与体制窒息，电视人去哪里，只能从县往市从市往省从省往中央跑，也只能被人掐着脖子，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中国电视的另一个问题是事业与企业、行政与产业不分，因此电视人的提升之道只能是官本位，电视人的流通管道也被僵化的干部人事制度堵死了，很多70年代后的传媒人在报界担任老总或主编，电视界呢，只能是一声叹息。中国电视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国有独资，资本结构的单一首先带来“内部人控制”的问题。其次，它无法形成合理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当然也就无法形成先进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因此，优秀的人才很难获得合理的回报。还有一个问题，是没有市场的退出和进入机制，一切都在刚性的规划之中，穷台退不出，富台也扩张不了，资本被牢牢制约，因此，也无法形成市场主体之间激烈的人才抢夺。
　　韶光飞逝，青春难再，一个制度的耽搁，往往意味着一代人的困境。中国电视人的春天在哪里？在电视产业的变革。只有打破垄断，完善市场，明晰产权，创新制度，电视人才的市场才会真正形成，电视人才会迎来第二个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