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 and Mechanism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Capacity Coope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mbiosis Theroy—Take China-Pakistan Cooperation for Example

　　张 洪 梁 松

　　内容提要：国际产能合作是国际经济合作的一种新模式，对于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是我国应对经济新常态的必然选择。本文尝试性地将共生理论引入国际产能合作的研究中，以中哈产能合作为例，通过分析发现中哈产能合作在组织模式上具有连续性，在行为模式上呈现由非对称性向对称互惠共生发展的趋势。为了进一步提高共生关系的稳定性和高效性，结合中哈产能合作共生关系的现状，提出了优化国际产能合作共生模式的目标和机制，以期为我国产能合作的长期深入开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国际产能合作 共生理论 共生模式

　　一、引言

　　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我国依靠对外贸易拉动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开始由全球商品供应者向资本供应者进行转变。国际产能合作是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升级版，主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等方式将富余的优质产能向国外转移，既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和优化升级，又满足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和对先进装备与工业生产线的需求，还可以为实施“再工业化”的发达国家提供经济增长动力。这一概念源自于2014年底中哈两国达成的产能合作共识，2015年两国进一步开展实质性合作，先后签署了资金总额236亿美元的产能合作文件，以及《关于加强产能与投资合作的框架协议》，并初步选定了第二批42项合作项目。

　　以中哈产能合作为先导，短短一年时间内我国主导参与的国际产能合作遍地开花，已与亚、非、欧、拉美等地区的十多个合作意愿强烈、合作基础较好的国家达成合作意向或开展合作试点。目前，国际产能合作在业界和新闻界受到广泛关注，而学术界对于这一新生事物的研究和探讨几乎是空白。国际产能合作的前提是合作国产业链上的互补和耦合，强调不同国家利用各自在技术、资本、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开展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是一种典型的共生关系。因而本文尝试性地引入生物学中的共生理论和方法，以中哈产能合作为例，探析产能合作的共生模式及演化趋势，构建我国对外产能合作的共生机制，以期用共生思想指导产能合作模式的合理设计和方向选择，促进国际产能合作深入有效开展。

　　二、共生理论及相关文献综述

　　“共生”最早出现在生物学领域，由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Anton de Bary）1879年首先提出，Ahmadjian(1986)将其定义为不同种属的物质联系生活在一起，形成共同生存、协同进化或者抑制的关系。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构成了共生关系的三要素，其中共生单元是基础性要素，是共生体或共生关系中的能量生产和交换单位。共生模式是共生单元相互作用或结合的方式，既反映共生单元间作用的方式和强度，也反映物质、信息交流和能量互换关系。从组织程度上，共生模式分为点共生、间歇共生、连续共生和一体化共生。在行为方式上，共生模式存在寄生、偏利共生、非对称互惠共生和对称互惠共生等不同形式。共生环境由共生单元以外的其他所有因素的总和构成，是共生关系中重要的外部条件。共生三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反映着共生系统的动态变化方向和规律（袁纯清，1998）。

　　共生不仅存在于生物界，而且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体系当中。从20世纪中叶开始，西方学者把共生理论逐步应用于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尝试从生物现象中探索经济发展规律，用共生的思想和理论指导经济工作，运用共生方法解决经济问题，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经济学上的共生是指经济主体之间存续性的物资联系（袁纯清，1998）。随着共生理论在经济研究领域中的应用不断拓宽，学者们逐渐发现区域经济系统是一个开放系统，存在各种物质和信息联系，区域经济体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Martin和Sunley，1998），存在着共生关系。共生理论对区域经济合作问题具有良好的适用性（刘荣增，2006；冷志明和张和平，2007），可以很好地指导区域经济的协调与发展（黄小勇，2014）。近年来，该理论被用于我国区域间的协调与发展（刘荣增，2006）、区域旅游共生发展（马勇和何莲，2010；王晓丽、杨佩群，2012；唐仲霞、马耀峰和肖景义，2012）、城市群区域合作（朱俊成，2010；肖东生和石青，2011）等问题的研究。也有少数学者把共生理论引入国际经济合作研究领域，用来研究中俄产业合作（孙长雄，2000）、东北亚经济合作（孙长雄，2008）、“孟中印缅旅游圈”区域旅游合作（刘云，2013）等，解析共生要素，探索共生规律，用共生的思想指导国际经济合作。

　　共生理论在区域经济合作和国际经济合作等领域的运用表明了该理论对国际产能合作的适用性和兼容性，为本文提供了研究空间和理论发展的可行性。本研究主要关注国际产能合作的共生模式，因为共生模式是共生关系中最关键的要素，共生模式的识别一方面可以判断产能合作共生关系的合理性，促进合作国达到最佳共生状态；另外一方面还可以利用共生规律科学地引导共生关系朝预期方向发展，同时可以设计最符合国际产能合作的共生模式，推动合作国互利共赢。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拓展已有文献，弥补共生理论在国际产能合作领域应用中的空白，丰富国际经济合作和对外投资理论，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三、中哈国际产能合作共生模式解析

　　国际产能合作共生模式是合作国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或相互结合的方式，反映合作国生产要素、产品的互换和利益的分配关系，是共生组织模式和共生行为模式的具体结合。中哈国际产能合作在组织模式上具有连续性，在行为模式上呈现由非对称向对称互惠共生发展的趋势。

　　（一）中哈产能合作共生关系的连续性分析

　　中哈国际产能合作虽然刚刚起步，但是两国在经贸领域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战略具有较高的耦合性，因而易形成连续稳定的共生界面和共生关系。

　　从合作基础来看，中哈两国自1992年建交以来，合作不断深化，尤其自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后，双边经贸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信任不断加强。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哈萨克斯坦的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是哈萨克斯坦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二大出口市场。双边贸易总额从2001年的12.9亿美元上升到2013年的286亿美元，2014年受全球原油价格暴跌影响，两国贸易额出现一定幅度下降。不过随着哈萨克斯坦入世，中哈间的经贸合作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尤其是未来原油价格再度上涨之后，双边贸易额必将大幅提高。从投资关系来看，我国目前已经成为哈萨克斯坦第三大外资来源地。据哈萨克斯坦中央银行统计，1993-2011年，我国对哈萨克斯坦投资累计57.51亿美元，占哈吸引外资总量的3.92%。近年来，我国对哈投资速度明显加快，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我国累计对哈直接投资225.7亿美元①。

　　资料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

　　从合作条件来看，中哈两国处于工业化不同阶段，产业结构互补性强，具备良好的分工合作条件。通过对两国产业竞争性的测算发现，两国竞争指数非常低，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表1），说明两国产业互补性很高，基本不存在竞争性。主要原因在于哈萨克斯坦工业发展质量不高，内部结构严重失衡，仅能源开采就占工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相比之下，我国拥有完备的工业体系，在钢铁、有色、建材等行业都具有较强的生产能力和运营管理能力，一些既有重大装备制造业，如机械制造、轨道交通、航空航天等领域也具有相当强的装备制造能力。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结构也证明了这一点，我国从哈进口的产品中矿产品和贱金属及制品占了近九成，而对哈出口产品则以机电产品、机械设备等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两国之间属于典型的垂直型分工。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提供的BEC分类方式下的７大类商品数据计算得到

　　从经济目标的协调性来看，哈萨克斯坦的“光明大道”计划与我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不谋而合。“光明大道”计划是哈萨克斯坦2014年底开始实施的新经济计划，其核心是实施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大规模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目的在于通过投资推动哈萨克斯坦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根据计划，哈将实施17项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其中公路建设项目12项，铁路、港口及机场建设项目5项。“一带一路”则是我国根据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下提出的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战略构想，该战略的主要着力点之一就是实现我国与沿线国家包括公路、铁路、港口和机场等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光明大道”计划与“一带一路”战略形成良好呼应，两大构想的互补性成就了我国与哈萨克斯坦产能领域的对接，我国通过对外投资等形式帮助哈萨克斯坦克服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资金和技术瓶颈，同时我国企业也可从中获利，甚至引起就业增加等一系列经济效应，有利于实现两国经济的共同繁荣。

　　（二）行为模式上由非对称互惠共生向对称互惠共生发展

　　1、短期内的非对称互惠共生

　　中哈国际产能合作共生关系在短期内呈现非对称性特征，哈萨克斯坦总体获利更多。目前，两国进行的第一批33个项目的合作范围主要集中在钢铁、有色金属、平板玻璃、炼油、水电、汽车等十几个领域，大部分项目投资金额大，建设周期长，需要投入大量的物力财力，短期内难以收回成本。以钢铁企业为例，钢铁生产过程中除了需要稳定的电力、水力供应系统以外，还需要修建延伸至工厂的铁路、水运等运输干线，以方便大量原材料和产品的运输。哈萨克斯坦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在电力供应方面也存在一定缺口，这些都会延长我国企业的建设周期，增加企业投资成本，对企业融资能力也提出很大的考验。而对于哈萨克斯坦来说，短期内将获得一定的就业增加和国际收支改善。就业效应主要表现在新项目建设中就业机会的增加，以及新项目建设过程给当地原材料、零部件、服务等的生产和销售商创造的间接就业等。产能合作对哈萨克斯坦国际收支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短期内可以弥补国际石油价格下跌带来的不利影响，改善国际收支状况。

　　2、由非对称走向对称互惠共生

　　中哈产能合作非对称的共生关系模式不是静止的，长期来看会朝着相对对称的方向发展。国际产能合作顺应了全球产业链变化趋势，符合两国经济转型升级和哈萨克斯坦基础设施建设的要求，有助于资源自由流动和成果共享，实现互利共赢：

　　（1）有利于中哈两国经济转型升级

　　近年来，在世界经济发展不确定性的条件下中哈两国经济增长速度都有所趋缓，两国都进入了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关键阶段。不同的是，两国处于工业化的不同进程，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不一样。由于长期以来经济增长方式不合理，我国部分行业一直存在投资过度现象，特别是金融危机以后，由于外需低迷、内需趋缓，产能过剩矛盾更加凸显。2012年底，我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产能利用率分别仅为72%、73.7%、71.9%、73.1%和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③。除了传统制造业以外，近年来产能利用率过低的行业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了包含光伏、风电等在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产能过剩导致我国部分企业经营困难、财政收入下降，成为困扰我国经济运行的一大难题，因此化解产能过剩矛盾，优化产业结构，成为我国当前经济的工作重点。对于哈萨克斯坦来说，主要的问题则来自于工业发展质量不高，内部结构失衡。在前苏联分工体系中，哈萨克斯坦主要负责粮食、有色金属初加工产品的供应，独立以后，该国把石油、天然气、有色和黑色金属采炼等确立为国家重点发展行业。虽然哈萨克斯坦于2003年和2010年先后推行工业改革，致力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但是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落后局面：能源开采仍占该国工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制造业也以与能源开采相关的冶金工业、石油制品生产、机械制造等为主，技术落后，基础十分薄弱。

　　国际产能合作为中哈两国产业结构调整找到了完美的契合点，它顺应了全球产业链变化趋势，合乎中哈两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需求。通过产能合作，我国将大量优质富余产能输出到哈萨克斯坦，向该国提供高性价比的装备与工业生产线，满足其工业化建设的需求；同时也可以缓解我国国内市场过度饱和的状态，盘活资产存量，带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2）满足哈萨克斯坦基础设施建设的现实需求

　　由于工业体系不完善，水泥、钢铁、玻璃等基础材料以及电力等动力能源供应短缺，哈萨克斯坦在交通运输、工业、能源、公共事业和供水系统、住房、社会事业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较为薄弱。以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为例，世界银行2014年发布的“物流绩效指数”排名显示，在收录的160个国家中，哈萨克斯坦排第88位，其中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单项排名为第109位，处于世界落后水平。哈萨克斯坦最主要的交通运输方式为公路和铁路，2012年该国公路运输占全国货运总量的84.4%，铁路占9%④。哈萨克斯坦公路基础设施整体比较落后，公路状况不好、公路维修质量不高、养护和改造不足，且规划不合理，“南-北”方向的公路基础设施比“东-西”方向发达，仅能保障国内基本运输。哈萨克斯坦的铁路网密度比较低，约为5.53公里/千平方公里，远低于其它独联体国家的23-28公里/千平方公里，无法满足该国与周边国家日益增长的国际运输要求。

　　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哈产能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以多种方式在哈萨克斯坦进行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生产以及火电等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一方面可以从技术上帮助哈萨克斯坦改变生产线落后的局面，从资本上弥补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缺口，另外一方面可以提高该国建筑材料的供给能力，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提高必将大大提升哈萨克斯坦的经济运行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水平，有利于该国产业结构转型和经济快速增长。

　　（3）为我国装备制造业出口提供了重大机遇

　　中哈产能合作是在钢铁、水泥、平板玻璃、工程机械等十多个领域开展的一揽子合作，通过相关产业链的输出帮助哈萨克斯坦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提高该国的生产制造能力，合作过程中必然会伴随高端设备制造产品、服务、技术和标准的输出。我国装备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2014年出口额约3419亿美元，其中大型成套设备出口约1100亿美元。虽然制造水平不一定是全球最先进的，但是我国产品拥有管理、设计、劳动力成本等综合优势，属于中等偏上的实用类型，对于哈萨克斯坦等发展中国家来说性价比非常高。近年来，哈萨克斯坦制定了“通过国家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加速发展实现经济的多样化，使哈萨克斯坦从一个原料供应国转变为工业国”的总体目标，为中哈两国产能合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为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出口提供了更大规模、更宽领域的贸易可能。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两国之间贸易开放度和便利化程度越来越高，双边贸易取得实际性进展，逐渐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四、中哈产能合作的共生机制构建

　　根据共生理论，共生系统将沿着两个方向进化：一个方向是组织模式上向一体化共生进化，表现为组织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另一方向是行为模式上向对称互惠共生进化，表现为共生利益分配对称性的提高。在国际产能合作中，共生模式的进化可以提高各种资源在市场上的配置效率，产生更多的共生能量，使产能合作关系更为稳定和高效。目前，中哈产能合作还处在起步阶段，在行为模式上正不断朝着互惠共生的方向发展，但是组织化程度还比较低，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要素流通和收益分配的效率。此外，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幻，未来合作过程中双边关系和国际环境充满各种不确定因素，对共生模式运作的稳定性也提出了很大挑战。为推动中哈产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促进两国经济迈向共同繁荣，需要建立一套现实可行的长效机制：

　　（一）共生目标：构建以产能合作为核心的中哈一体化组织

　　哈萨克斯坦国土辽阔，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状况决定了其较大的市场容量，具有一定的消化我国富余优质产能的条件，中哈两国在产业结构上优势互补，合作前景十分广阔。为了形成互利共赢的长效机制，两国应该确立长远的区域经济合作目标，逐步建立以产能合作为核心的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一体化模式也是中哈两国在产能合作组织模式上的一次进化，是国际产能合作的高级形式，合作关系将更为稳定，市场一体化程度大大提高。对于我国企业来说，则意味着投资过程中不确定因素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和投资效益大幅提高。中哈产能合作对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具有重大意义，在两国一体化进程中，我国要发挥大国应有的启动性和主导性作用，适时发出倡议，加快推动两国一体化组织建设。鉴于目前中哈产能合作一体化建设的条件尚不完全成熟，可以在条件成熟区域寻找突破口，如，选取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周边地区为实验区，率先建立产能合作的先行区，以点带面，以渐进的方式推进中哈产能合作一体化组织的建设。

　　（二）建立合理的共生利益分配机制

　　在国际产能合作共生关系中，共生过程中投入与产出的分配对共生关系的稳定和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非对称的利益分配将影响共生关系的稳定性，甚至导致有一方国家退出合作，国际产能合作难以持续。中哈产能合作长期发展的趋势是对称互惠共生，但是进化的过程中面临各种不确定因素，要想实现互利共赢，首先我国应该秉持有取有予、义利结合的原则，树立中哈“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意识。作为参与主体的我国企业应该积极主动地承担社会责任，一要积极履行相应的税收责任，把依法纳税作为履行社会责任、回馈当地社会的最基本要求；二要处理好企业与合作国员工、工会团体等的利益关系，为当地培养专业人才，创造就业机会；三要关注当地的环保问题，遵守环保法律法规，履行环保社会责任，实现企业盈利和环保的“双赢”。

　　（三）建立高效的共生关系协调机制

　　这里的协调主要是指中哈两国投资、贸易等经济政策的协调，以及两国相关部门、企业之间业务的协调等，协调机制的建立可以保证合作的顺利进行，提高合作效率。我国应该加强与哈萨克斯坦的交流，积极构建多层次政府间政策沟通机制，协商解决产能合作中的问题，共同制定推进产能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充分利用现有平台，搭建新的交流平台：第一，随着中哈两国投资合作升级换代，1992年签署的旧版投资协定已经不能满足双边投资日益增长的需要，两国应该加快商签新版中哈投资保护协定，为国际产能合作保驾护航；第二，充分利用已有的多边协调机制，如，利用上海合作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框架内的沟通与协调机制，推动产能合作取得更多成果；第三，发挥两国首脑定期会晤等经济外交机制的作用，落实好双方领导人达成的共识，努力打造两国相关部门之间互通信息、联合办理业务的平台，扩大合作领域；第四，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建立以国际产能合作为工作重心的一体化组织，也就是采取一体化共生模式，减少政策调整方向的不一致性，最大程度地减少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市场上的流通阻力。

　　（四）建立高效的共生环境优化机制

　　中哈国际产能合作的共生环境包括两国以外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分为正向、中性和反向环境。我国要努力营造产能合作的正向环境，消除反向环境的不利影响，具体做法可以包括：第一，积极开展对外交往，创造一个客观友善的国际舆论环境。我国与哈萨克斯坦等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以来，西方某些特定群体大肆宣扬“中国正在向世界输出过剩产能”的论调，试图对我国的产能合作进行曲解和抹黑。为此我们既要保证产能输出质量，带动哈萨克斯坦等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同时要和合作对象国加强交流与沟通，积极承担相应的国际社会责任，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第二，积极参加世界性或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享受成员国的优惠、特权以及相关国际法的保护，如，我国倡导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其宗旨之一是“通过在基础设施及其他生产性领域的投资，促进亚洲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财富并改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可以为我国及合作伙伴带来融资便利，对国际产能合作起到良好的助推作用。第三，增强经济实力，不断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争取更多国际规则制定和修改的话语权，为我国的产能合作提供依靠和支撑。

　　注释：

　　①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近5年中国累计向哈投资225.7亿美元》，http://kz.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412/20141200841723.shtml。

　　③《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http://www.gov.cn/zwgk/2013-10/15/content_2507143.htm。

　　④《哈萨克斯坦交通发展概述》，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dxfw/jlyd/201303/20130300067264.shtml。

　　参考文献：

　　①袁纯清：《共生理论——兼论小型经济》，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版，第7-9，59-60页。

　　②刘荣增：《共生理论及其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中的运用》，《工业技术经济》2006年第3期。

　　③胡晓鹏：《产业共生：理论界定及其内在机理》，《中国工业经济》2008年第9期。

　　④冷志明、张合平：《基于共生理论的区域经济合作机理》，《经济纵横》2007年第4期。

　　⑤马勇、何莲：《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区域共生——产业协调发展模式构建》，《湖北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⑥王晓丽、杨佩群：《基于共生理论的潮汕区域旅游合作模式研究》，《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2期。

　　⑦唐仲霞、马耀峰、肖景义：《基于共生理论的青藏地区入境旅游区域合作研究》，《青海民族研究》2012年第1期。

　　⑧肖东生、石青：《基于共生理论的湖南“3+5”城市群区域合作研究》，《湖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⑨朱俊成：《基于共生理论的区域合作研究——以武汉城市圈为例》，《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⑩孙长雄：《中俄产业互补与共生合作的规划研究》，《管理世界》2000年第1期。

　　11、孙长雄、杨英杰、吴杨等：《强化共生合作理念推动东北亚区域共生发展》，《建设东北亚和谐国际经贸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8年11月22日。

　　12、刘云：《共生理论视角下“孟中印缅旅游圈”区域旅游合作研究》，《学术探索》2013年第6期。

　　13、原小能：《国际产业转移规律和趋势分析》，《上海经济研究》2004年第2期。

　　14、张军：《中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恰逢其时》，《人民日报》2015年6月18日。

　　15、黄小勇：《区域经济共生发展的界定与解构》，《华东经济管理》2014年第1期。

　　16、Ahmdajina V.“Symbiosis:an Introduction to Biological Association”.Englana：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1986.

　　17、Martin .R and Sunley. P., Slow Convergence? The New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Economic Geography, Vol.74,No.3,1998.

　　18、Jorge B, Javier R and Javier S, Angel or Devil? China's Trade Impact on Latin American Emerging Markets. Annual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World Bank,2005, p20.

　　（作者单位：山东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 成都金融控股集团）

　　原文出处：《宏观经济研究》2015年第12期，第121-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