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姨妈在丈夫去世之后靠夫家的接济过活，夫家富有，相安
无事，但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判定夫家有囤积居奇、破坏经济秩序
的“不法罪行”，姨妈的经济来源也就断绝了。
　　她为儿子王益胜定了一个很高的培养标准，花费不菲，这时只能
把原来的房屋出租，自己和儿子住到一个十分简陋狭小的房间里。她
还悄悄地找了一份工作，在一家菜场做早班，卖菜。
　　照理，每月所得房租和菜场工资加在一起，也够他们母子两人生
活了，但姨妈又特别讲究排场，希望能在一些交际场所，尤其是原来
富贵亲戚间的姐妹圈里保持形象，每月做头发不是国际饭店就是南京
理发店，标准降不下来。这样，经济就十分艰难了。人们无法想象这
个在清晨的昏暗中包着头巾、衣衫草草的劳动妇女，下午将会步履高
傲地踏进南京路时装公司或德大西菜馆。
　　有时，她在我家遇到舅舅，就会说：“上个星期天下午三时，我
看到你在南京路上，手上拿了个灰包。”
　　舅舅惊讶，“是啊，我去了，你为什么不叫我？”
　　“那天要与乔莎去红房子，我先去国际饭店底楼烫发，头顶罩着，
怎么叫你？”
　　听到这种对话，祖母总会给我妈妈使一个眼色，却又不说什么。
　　但有一点心照不宣，只要姨妈在，所有的人都不会提到菜场。等
姨妈走后，祖母、爸爸、妈妈总会充满同情地感叹很久。尤其是祖母，
姨妈最崇拜的女性，必定在任何细节上袒护姨妈，说：“一个女人带
着儿子苦熬，太难了。”
　　爸爸那次虽然讲了好胜的话，其实还是被姨妈的警告震动了一下。
　　他明白确实不能无视乡村和上海在教育水平上的差别。但他太忙，
正急着回乡张罗搬家，想来想去，只能挽托安徽的叔叔请假到上海来，
监督我温课。
　　叔叔知道，无论是搬家还是升学都是大事，正在思虑自己怎么出
力，一收到爸爸的信，第三天就到了上海。
　　爸爸回乡去那天还是不放心，千叮万嘱。我却当着叔叔的面用大
人的口气与他商量，“爸爸，搬家时别忘了把伯伯的那个书箱搬来。”
　　爸爸好不容易终于想起了那个箱子，却又觉得那都是一些陈年老
书，不值得整个儿搬来搬去，便说：“箱子太大了，这次行李又多，
你就说要带哪几本吧。”
　　我说：“尽量都要。《史记菁华录》、《世界名作选》、《芥子
园画谱》、林语堂的《开明英文读本》，还有，我正在练的颜真卿字
帖。”
　　我故意有点炫耀，为的是向爸爸说明，一个每天给人家记工、写
信却从来不温功课的孩子，反而能接触不少书。
　　叔叔笑了，看了我爸爸一眼。
　　我转身对叔叔说：“还有一部《石头记》，妈妈说这就是你最喜
欢的《红楼梦》，但我看不懂。”
　　叔叔收住了笑容，又重复了几年前在乡下给我说的那句话：“这
书你不要看，太悲苦。”
　　爸爸回乡搬家去了，叔叔倒不太在乎我温课，只领着我在上海各
处走走。他觉得这门课更重要一些。
　　到很多地方，我会说：“这儿外公领我来过。”叔叔听到这话很
警惕，立即问：“他给你说什么了？”我立即知道我错了，不应该在
叔叔面前提外公。
　　□　余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