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叔其实并不了解外公，他只记得在我爸爸和妈妈结婚时，余、
朱两家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对他这么一个青年学生来说非常敏感，
直接联系到了他已经偷偷接触过的阶级斗争学说。土改时，叔叔是工
作队员，而外公成了地主，这条界限一直横亘在两人中间，严格说来
是横亘在叔叔心间。
　　去年暑假我跟着外公来上海玩时，叔叔也来过几天，有过一次见
面。外公为躲过叔叔的冷脸，便说：“下午我带秋雨到跑马厅去看看。
”
　　叔叔立即接口，眼睛却没有看着外公，“不是跑马厅了，是人民
广场。”
　　我连忙问：“为什么过去叫跑马厅？”在小孩听来，“跑马厅”
比“人民广场”来劲多了。
　　外公正要解释，叔叔正色道：“那是旧社会剥削阶级的名堂！”
外公也就噎住了。
　　一来二去，叔叔和外公似乎见不得面。一见，刚刚还在说笑的叔
叔就会严肃起来，就像披上了盔甲，而什么都不在乎的外公，也会一
脸沮丧，似笑非笑，真像过去确实罪大恶极一样。
　　后来我在很多次政治运动中经常会想起叔叔和外公见面的情景，
领悟在很多情况下，批判者和被批判者往往都是一种扮演。双方一旦
扮演就无法沟通，越是无法沟通越是扮演得逼真，时间一长彼此都以
为是真的，再也无法撤退。
　　今天外公不在，叔叔也就没有警惕下去。在这个问题上，我是站
在外公一边的，觉得外公是一个最简单的人，根本不像叔叔想的那么
复杂。让人费解的倒是叔叔自己：为什么对外公这么警惕，对我妈妈
却那么尊重？还有，外公说的“跑马厅”被你说成是“旧社会剥削阶
级的名堂”，那么你喜爱万分的《红楼梦》也不会是新社会的名堂吧？
　　正说着，我们已经到了福州路一家旧书店的门口。叔叔说：“这
个地方最有意思，我每次到上海把一半时间耗在这里。”
　　这时我已经跟着他走进了店堂，他还在解释：“全是旧书，比新
华书店更有价值……”他见我不声不响，便低下头来看着我，而我完
全是一副被什么震傻了的模样，只是两眼发直地叫一声——
　　啊，书！
　　这么多书，一排排地垒成了高墙，高墙又层层叠叠。一种巨大的
敬畏推拒着我，又有一种巨大的吸力拉拽着我。
　　叔叔觉得我的发傻一定出自一个乡下孩子的大惊小怪，便用一个
具体的书目打断我：“你说你正在练颜真卿的字帖？这好，我也给你
买一本吧。”
　　这很有效，我从发傻中醒来，心想叔叔怎么也会看重书法？这可
是外公的强项，让我练颜真卿，也是外公的意见。叔叔引我到碑帖柜
台，请营业员找颜真卿。那位上了年岁的营业员打量了他一下，说：
“我们最近收到了他的一部帖子，珂罗版影印的，可能有点贵。”
　　“多少？”叔叔问。
　　“九元，这是叶家的藏品。”营业员说着已把那个帖子拿了出来。
　　叶家？我长大后还曾经回忆到这个细节，是叶楚伧家，还是叶恭
绰家？营业员快速而模糊地把一家姓氏当作常识随口吐出，可见上海
是有一些惊人的家族的，能把一座城市罩住了。老年营业员这种轻描
淡写的口气，真不知要比那些大声嚷嚷的推销者高过多少气势。上海
给人的压力，就在这里。至少在当时，即便在上海长大的叔叔也失去
了追问哪个叶家的勇气。
　　□　余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