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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营业员递过帖子后就走开了，在柜台另一角翻动着一些书籍，
只以眼睛的余光注意着这边。我猜，他这样做，是要表现出一家大店
对顾客随意翻阅的尊重，仍然是一种若即若离的上海气度，既让人佩
服又让人生气。
叔叔恭敬地把帖子移到柜台外沿，让我一起看。封面上直书一排
字：“颜真卿书祭 帖”。
叔叔按了一下我的手说：“你每次给我写信，署名前的 字都像
这个，用女字边，现在报上说，北京的语言学家有了新规定，写竖人
边。”
“那我下次一定改写竖人边。”我立即响应，却又提了一个问题，
“颜真卿祭侄，他侄儿比他先死吗？”
叔叔说：“这事我倒不知道。也可能是别人的祭侄文稿，请他书
写。”他看了我一眼，似乎觉得一对当代叔侄在这样猜测着一对唐代
叔侄，有点好玩。
他扪了一下嘴，双手已经打开了帖子。
分明他惊慌失措地屏住了气，没有了声音，我能见到他捧帖的手
在微微颤动。
我连忙伸头去看，也大惊失色，眼前出现的完全不是我平日见过
的那种字帖，而是满篇烟云，黑雾森森，潦草恣肆，时断时续，涂涂
抹抹，极不规整。我疑惑地转脸看叔叔，满眼是疑问：这也算好字么？
叔叔根本没有理我，只是伸手招呼那位老年营业员过来，再问一
次：“多少？”
“九元。”
“我买下了，包一下。”
九元区区之数，在当时，无论对叔叔而言还是对这家旧书店而言，
都是一笔不小的交易。叔叔步出店门时神色凝重。我知道，那本字帖
他将自己收藏，不会给我。
出门后看到旧书店西边还有一个小门面，写着“旧书收购处”，
我立即想起，去年外公带我来上海时，曾到这里卖过书。
四函《苏东坡集》，用一块包袱布包着，从乡下带到上海，据他
自己估计，能卖一个好价钱。
那天他在这儿小心翼翼地解开包袱，把这一大叠线装书捧上去。
一位中年营业员将手上握着的圆珠笔夹在耳朵上，取出一函，好多薄
本，他极为熟练地把书顿齐，横过来，让线装的书脊朝上，然后用大
拇指斜批一下，就像只是在丝线订扎处摸了一遍。
做完，再顿齐，放过一边，再做第二函。
四函很快都做完了，这时营业员才抬起头来看外公，说：“缺了
两本，九元。”
也是九元。今天叔叔用这个数买了一本，去年外公用这个数字卖
了一堆。
外公当时觉得开价实在太贱，便茫然地看着营业员，嘴里只吐出
含糊的三个字：“能不能……”
那位中年营业员的回答也很简单：“我们是国营单位。”
当时连“国营企业”也不习惯说，只说“单位”。
外公最怕有人提及政治归属，觉得如果再嗦下去就是在与国家
讨价还价，而他是个地主。他立即点了点头。外公拿到钱后说要请我
吃饭，其实是他自己想喝酒。
“东头的杏花楼太贵，还是对面的鸿运楼吧。”他把我带过了马
路。
当时像我们这样一老一小在外面吃一顿饭，全部费用也就是七、
八角钱，可那是我第一次进上海馆子，觉得处处新奇。
几杯酒下肚，外公已经在生自己的气了，“秋雨，你想想，我这
一杯下去，喝掉了苏东坡几首诗！”
□ 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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