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就进了培进中学。这个学校是新搬来的，后来又搬走了。
当时就在我家南面江宁路、康定路口的一个旧巡捕房里，原来叫戈登
路巡捕房，戈登是一个英国将军的名字。
　　果然，不太知名的培进中学顷刻之间就把我带进了人文学科的“
狂欢节”。
　　高雅而美丽的刁攀桂老师每次一上作文课就兴高采烈地问大家：
“大家猜猜看，我又要朗诵谁的作文了？”
　　当时的男女同学还不会齐声叫喊一个人的名字，他们用目光代替
了叫喊，我立即红着脸低下了头。
　　刁攀桂老师的朗诵，是一种最神奇的语文教学法。乍一看，她似
乎没有怎么教我，却用声调告诉我，哪一段写得不错，哪一段写得平
泛。有些字句不妥，她略有顿挫，似又微微皱眉，但这只是一瞬间，
很快她又眉飞色舞地朗诵下去了。她给了我一种有关写作这件事的无
限喜悦，这比表扬和纠错都重要得多。这种喜悦自她植入之后，一直
浸润于我的生命深处，直到今天。
　　紧接着她，端然肃然的汪穆尼老师又把我们带入了古典文学天地。
当时正好育才中学的老校长段力佩先生出任静安区教育局副局长，下
令“每个中学生肚子里必须烂掉五十篇古文”。这是一个带有竞赛性
质的辛苦事，汪穆尼老师除了课本中的古文外还补充印发了一大堆，
不能少了五十篇。我由此通读了《论语》，背熟了《离骚》和大量诗
词。一九六二年我在上海市作文比赛中获得大奖，获奖作文立即被收
入语文补充教材，于是又要红着脸，低着头听汪穆尼老师逐字逐句地
分析这篇课文了。　　
　　比语文更花精力的是英文。孙钰老师抗日战争期间毕业于复旦大
学外文系，随即进入了美军翻译训练团，解放后要在履历表上填写这
段历史的证明人，他觉得应该拣大家知道的填，就填了“蒋中正”。
这件事让他后来在“文革”中多吃了不少苦头，但已经足可证明，这
是一个多么不谙世事的天真人物。我现在还想不出来在当时的政治气
氛中他如何通过非法途径弄到了英国刚出版的教材和练习册，印发给
我们当课本的。他把英语教学当作了一场近乎疯狂的游戏，不断出英
语墙报，演英语剧，唱英语歌，还在几个公园里设下了一个个十分恐
怖的英语路标，叫我们去寻找。现在想来，没把他当作美国间谍抓起
来真是万幸。
　　对语文和英文如此投入，我高中时的数、理、化成绩就一败涂地
了。想到初中时能够让数学在几星期之内彻底翻身的奇迹，因此没太
当一回事，但越来越发现翻身的希望已十分渺茫。难为情的是，刁攀
桂老师的丈夫刘启钧老师正好在教我们物理，我丑陋的物理成绩怎么
对得起刁攀桂老师的优美朗诵？为此，我也曾下狠心用过几天功，换
来刘启钧老师在试卷上方的一行字：“士别三日，当刮目相见。”可
惜到第四日，他又不得不闭目了。
　　报考大学时我浑身充溢的，是高中毕业生才有的那种不知天高地
厚的骄傲。我坚信自己能轻易地考上任何一所我想考的文科大学，因
此完全不在乎名校，只在乎“最难考”。那年全国最难考的文科高校
就是上海戏剧学院，而且，恰恰又是离我家最近的高校。
　　近，对我至关重要。为了我读书，全家都跟着搬来了，我再远离，
这算什么事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