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懒汉”不是坏人，因此整治他们就得客客气气。他们每一个都
有逗人之处，使得整治过程一直夹带着笑声。
　　整治“懒汉”的主要办法，是开一个个语气温和的“帮助会”。
本来自土改之后，乡间开会就多，“懒汉”们历来最喜欢在开会过程
中插科打诨、制造笑料，因此这次为整治他们而开会，他们一点也不
怕。“看谁治谁呢。”他们心里一乐。
　　但他们很快发现，事情变得有点不妙。会上不是规劝，不是批评，
更不是勒令劳动，而是帮助他们算账。一年要吃多少粮食？粗粮多少？
细粮多少？这些粮食来自何处？年老的婶婶靠纺纱能贴补他多少？多
病的舅舅靠打鱼能救济他多少？一年中饥饿的时间有多长？过冬时能
穿的衣服有几件？
　　过几天还有会，讨论他究竟能干哪些农活，或者能做农活之外的
哪些事情。更要命的是，终于讨论到了他的成家打算，那么多大婶大
嫂一起与他盘算成家费用，而满屋还有那么多未婚的小伙和姑娘在笑
眯眯地旁听……
　　这就是新政府“群众工作”的过人之处。入情入理之间，民众发
动起来了，全村参与进去了，快速构成了一个荣辱分明的舆论结构，
连再洒脱的人也不能不在乎。算了几回账，“懒汉”这个概念也渐渐
成为人们的口头语。如果一开始就说他们是“懒汉”，他们一定抗拒，
但是，会议间的用语是那么婉转：“大家要为懒汉找出路”、“懒汉
也有可能变好汉”……是啊，懒汉、好汉一字之差，都是堂堂汉子，
让他们叫去吧。
　　总之，才几个月，这批平时优哉游哉的活神仙，在精神上已经一
败涂地。
　　但是，在为他们找活儿干的时候大家都遇到了苦恼。他们能干什
么活？村里能留给他们什么活？
　　就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开始了，使事情出现了
整体转机。
　　在这里请允许我暂时停止叙述，加一段议论。现在有一些历史学
家彻底否定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期中国农村的合作化运动，我觉得有
欠客观。世人皆知，近二十年改革开放的一个早期标志，就是农村的
“包产到户”，这无疑是一个勇敢的选择，但并不能由此感叹“早知
今日，何必当初”。
　　不管我以当时小孩的眼光还是以今天成熟的眼光看去，都会觉得
合作化运动是一个不错的权宜之计。因彻底无序而低效的土地，就此
可以找到一种简单的生产秩序。有了分工，有了调配，有了跨家跨户
的渠道建设和农具购置，随之也有了让大家学习和实践每个生产环节
的可能，连“懒汉”们也都有了适合他们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各家
的孩子不必分头放羊割草了，因此也有了上学的可能——我小学的同
班同学就是这样聚集起来的。正是这种可能，使以后的一切社会改革
有了可能。
　　也许高层领导者们有太多极端理想化的追求，后来在这件事情上
确实也推进得太快、太急、太大、太粗，渐渐脱离了实情和人性，产
生了很多不良后果，但在合作化之初，那几乎是雪中送炭，为大地保
留了最低的温度。
　　德国作家格拉斯的《铁皮鼓》里那个男孩子能够见证很多连大人
也看不清的历史，在我们家乡，这个男孩子就是我。
　　□　余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