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依赖症”何时休？

　　作者：刘强

　　取消基层领导干部配备的专职秘书，是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是纠治“四风”题中之义。中央三令五申，各地陆续出台政策对违规配备的专职秘书展开集中清理，有媒体报道仅四川一个省份就取消了市、县领导专职秘书近2000名。时过境迁，配备秘书的苗头又有回潮之势，但是形式更隐蔽、手段更超脱，死灰复燃的背后恐怕还是有一种“依赖症”在作祟。 

　　中央早有明文规定，省部正职以上可配备专职秘书，但在实际工作中，配备秘书的范围已经下探至县市副职，甚至部分乡镇的主要领导也有专门工作人员为其提供“配套服务”。且经过“整改”后，配备专职秘书的手法多样、花样翻新。如有的明面上不设秘书职务，实则暗地里“巧立名目”、人人皆知；有的看似官员亲力亲为、不讲排场，实则秘书化作“调研同事”、“拼车车友”时刻跟随、全天服务；有的官员好像材料是亲自着笔、事必躬亲，实际上是秘书把“碰头商量”变成了“领导定调”，把“共同研究”变成了“汇报腹稿”。事实上，花样百出、掩人耳目的“聪明手段”终是鸵鸟埋头、掩耳盗铃的糊涂之举。 

　　基层官员配备专职秘书折射的是四风之殇。“秘书依赖症”既有官员贪享受、重官威、难“自理”、缺学识的内在需求，又有秘书们巴结迎合、乞借官荫、前程依附的外在推手，正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实际上，“秘书依赖症”易诱发形式主义。材料秘书代写、会议秘书代开、调研秘书代劳，有些地方甚至领导的个人事项填报表和述责述廉报告都是秘书替会、代写，走走过场、流于形式看似是小事、小节，长此以往，党员干部对组织的要求就会敷衍了事、对组织的关爱就会不加珍惜，甚至对组织的忠诚都会大打折扣。“秘书依赖症”又是典型的官僚主义。秘书在某些人的眼里被看作是一种身份象征和政治地位，被看成了门客家奴般的依附关系，官员们“吆来喝去”展现的是颐指气使的领导做派，“前呼后拥”满足的是高高在上的虚荣心态，更有甚者妄言“没有秘书的领导谈何领导”。“杂事不屑做、苦事不愿做、难事不会做，事事差人做，何必自己做。”这种畸形为官态度的背后揭示的是官性的劣态。“秘书依赖症”也是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滋生温床。内务打理、端茶倒水、开门打伞、提包洗车……衣食住行有秘书服侍、材料讲话有秘书着笔，秘书们事无巨细，官员们自享清福，一派和谐实属蚁穴溃堤。把秘书当保姆、管家，习惯于被伺候、被吹捧，娇气官气越来越重，自然就会离群众越来越远。 

　　基层官员配秘书，老百姓深恶痛绝。基层官员维护的是群众的切身利益，回应的是百姓的合理诉求，但实际工作中，秘书就像一道墙割裂了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找领导先要找秘书，约时间、定调子、打招呼，秘书的手伸向领导工作、生活的各个角落，俨然成了领导的影子，很多事情由秘书“控制”，无形中增大了秘书的权力，更是让领导和秘书成为牢固的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就直接导致秘书选配的私相授受。领导工作调整或将秘书带到新单位，或先行提拔调动作为“辛苦服务”的犒赏，这已经成为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受人诟病。更有甚者，少数秘书打着领导的旗号，官商勾结、以权谋私，领导或蒙在鼓里或沆瀣一气，影响恶劣，为百姓所不齿，终难逃党纪国法的严惩。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结合自己的切身经历，要求秘书不自恃、不自负、不自诩、不自卑、不自以为是，“秘书与领导相伴一生，领导有事都会找秘书，而秘书‘有事’都会直接搬出领导。”可以说，事不在小、位不在卑，“四风”问题无大小。对超配的专职秘书要坚决取缔、杜绝回潮。严把选人用人关口，严格程序、谨慎选人，不任人唯亲、倡唯才是举，彻底堵住“借官荫走捷径，镀金后谋个好差事”的方便之门。领导干部不要打着“人忙事多”的幌子，放手让秘书代劳、事事等别人伺候。而应从自身做起，做表率、树标杆，管好身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