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乱，乱，眼下的中国足球怎一个乱字了得!国安罢赛，
实德弃权，金哨被打，裁判喋血，七家俱乐部联合“逼宫”足协……
2004深秋注定成为中国足球的多事之秋，中国足球似乎一夜间从中超
元年坠入中超末年。
　　中国足球的混乱从表面上看似乎很简单，裁判不公———国安罢
赛———中国足协向国安妥协———“革命者”徐明看到时机揭竿而
起———“逼宫”足协———导致混乱。其实，这个轨迹仅仅是表象
而已，连徐明都说，他们向足协发难的目的是要召开投资人会议，向
足协要回本该归属于投资人的权利，否则势不罢休。
　　面对日趋混乱的局势，中国足球的管理机构———中国足协也彻
底乱了方寸。在打着“革命者”旗帜的七家俱乐部咄咄逼人的攻势面
前，足协丝毫表现不出或妥协或强硬的姿态，有的只是慌乱和犹豫不
决，中国足球就在足协的犹豫不决中摇摇欲坠。
　　◆导报记者孙秀红济南报道
　　“龚建平案”的悲哀导致今天足协的悲哀
　　自从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中国的裁判们就和“假球、黑哨”结
下了不解之缘。2002年，全国各界打击假球黑哨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就在这一年，中国足协终于有所行动了，3月15日下午4时，龚建平刚
回家，立刻就被宣武区公安分局的刑警带走。
　　对于痛恨假球黑哨的中国球迷来说，龚建平的被捕无疑是一个好
消息，中国足球终于看到了司法介入的曙光。如果当时的中国足协抱
定一种除恶务尽的态度来整治裁判员队伍的话，也许今天的中超不会
是如此乱象。然而，让全国球迷想不到的是，由于某种原因，龚建平
被判刑之后，针对中国裁判的司法风暴也嘎然而止。中国足协也适时
地息事宁人。就这样，中国足协错过了一次从源头上整治裁判员队伍
的最佳良机，使得一些不公正的判罚时有发生，而“革命者”徐明正
是以裁判判罚不公为借口向足协发难。
　　如果说裁判问题只是一个借口的话，而中国足协对实德系的不作
为才是酿成今日之祸的罪魁祸首。
　　足协放过实德系是造成中超乱象的根源
　　2002年，足坛大鳄徐明为了让实德型材走向西部，也同样是为了
得到四川方面的优惠政策，断然买下当时的四川全兴队改名四川大河。
加上当时混迹于甲B的大连赛德隆，徐明构筑了“实德系”的主力框
架。徐明的举动引起当时甲A俱乐部的一片反对声，因为在同一级别
联赛中同时拥有两只球队，对其他球队构成了不公平竞争，哪个国家
的联赛也不可能出现这种状况。
　　2002年12月，在香河会议上，足协抖出近一年的调查证据后，大
连实德、四川大河以及大连赛德隆三家俱乐部老总不得不供认，三家
俱乐部确实存在关联关系。当时中国足协还煞有介事地召开了新闻发
布会，足协注册办公室主任马成全宣布：“三家俱乐部的关联关系已
经确定，对于这三家关联俱乐部的处理，足协将讨论后决定。”
　　然而，足协讨论后的决定就是勒令实德卖掉赛德隆，而对于大连
实德与四川大河已经证据确凿的关联关系足协却默认了。此后，大连
实德与四川大河在联赛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两家在联赛中互相照
顾，各取所需，对于各俱乐部的抱怨，足协充耳不闻。
　　如果说实德系仅仅以裁判不公为借口还不足以让他们明目张胆地
对抗足协的话，那么对国安罢赛的妥协则让实德系看到了足协骨子里
的软弱可欺。
　　职业化以来，北京国安就依托皇城根的优势，屡屡受到裁判的照
顾，但是国安就像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稍有不如意就撒泼任性，于
是出现了罢赛的一幕。对于国安的罢赛，如果中国足协完全按照章程
办事，对国安重罚，也许能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蠢蠢欲动的实德系
也不会这时跳出来，但是，在北京国安“处罚重了我们就退出”的威
胁下，足协这时又出了一记昏招———处罚当事主裁周伟新。
　　拿着“革命”当大旗七家俱乐部“逼宫”足协
　　徐明们的揭竿而起被他们冠以“足球革命”的大旗。“革命”首
先是以裁判问题以及中超联赛不良环境为借口来进行的，但紧接着徐
明就亮出了自己的底牌：“投资人享有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
但是足协把他们的权利剥夺了，商业收入没有共享。为此，以实德为
首的俱乐部要召开投资人会议，向足协讨一个说法。
　　当然，他们不再像中国足协一样同时担任裁判员和运动员，在他
们把应得的权力要回来之后也需要一个专业的团队，让职业经理人去
完成这项事业。徐明的这番话明白无误地告诉足协，他们要权利，要
更多的利益。
　　在7家俱乐部的要挟下，阎世铎又开始示弱了，他又答应了改革
派的一些要求，比如足协的财务公开，答应改革等等，阎世铎的举动
又一次让“革命者”看到了获胜的希望。
　　然而让记者感到不可理解的是，记者曾经打电话给主张改革的一
些俱乐部，希望他们公开每年从足协的利益分成和从当地政府获得的
支持，但是他们无一不是三缄其口。要求足协财务公开，而自己又拒
绝透明的做法让人难以接受。
　　投资人徐明们真会退出吗
　　徐明们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如果足协不怎么怎么样，我们就
退出！听起来斩钉截铁，但他们会退出吗？
　　一位足球内部人士对此哂然一笑：“他们是不会退出的！在实德
进入足球圈之前，有谁知道卖型材的实德？现在实德型材成了全国名
牌。此间实德获得的不只是无形资产的骤增，附加在产品上的利润、
以及关联企业由此获得的收益可想而知。更何况，大连市一直把足球
当作城市名片，对介入足球的企业大连市给予许多优惠政策，这决不
是用利润可以衡量的。别看足球老板们每天都皱着眉头喊血本无归，
他们依托足球赚的钱怎么不说呢？恐怕说出来后，投资足球俱乐部是
企业赚了钱后回报社会的光辉形象，就荡然无存了。”
　　力帆集团的老总在谈到投资回报的关系时非常艺术地说，“力帆
足球俱乐部是摩托车生产线中的重要一环（他称之为广告环），它到
底产生了多少收益无法直接计算。”这位精明的商人尚且无法计算投
资足球俱乐部获得的收益，更别说广大球迷和百姓了，徐明们的说法
也只能可以忽悠忽悠激情亢进的球迷。
　　事实上，尽管中国足球在商业运作方面如足球水平一样比欧洲落
后几十年，但俱乐部的收益与欧洲的大俱乐部相比，却没有那么大的
差距。企业投资职业足球一般会产生两个方面的收益：一是内部收益，
即职业俱乐部自身的营运收益，即门票、电视版权、特许产品开发、
球员买卖等方面产生的收益；二是外部收益，即俱乐部为投资企业及
其品牌带来的形象、声誉、知名度、产品销售、企业文化建设和社会
资本积累等方面产生的收益。目前，虽然因球市不规范而给俱乐部带
来的内部收益不大，但外部收益知多少，徐明之前的大连足球俱乐部
即是最好的说明：万达接手大连足球俱乐部时资产不过几亿元，三年
后它退出时资产总额已高达28亿元。尽管三年内企业资产的快速增值
是多重因素影响下的综合结果，但显然与它投资和运作职业足球俱乐
部不无关系。
　　中国的足球还有中国特色。每个拥有足球俱乐部的城市都把足球
看作城市名片，有意无意间给足球抹上一些行政色彩，给予投资足球
的企业以各种优惠，比如税收优惠，据说许多俱乐部仅从当地政府获
得的税收优惠足以抵消对足球的开支，这在业内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但俱乐部仍然哭丧着脸说投资足球是烧钱游戏，以此作为与政府博弈
的筹码。
　　“就像辽宁俱乐部，一直喊赔钱，但曹国俊却死死抱着足球不放，
没有利益谁这么傻？现在这些人就是因为目前的利益已经不能满足他
们的胃口了，他们想要更大的利益而已。”山东大学体育学院讲师邵
桂华博士一针见血。在社会舆论普遍认为足球俱乐部赔本赚吆喝的时
候，许多企业却争相收购足球俱乐部“壳资源”，为什么？惟一的解
释是投资足球俱乐部有利益。
　　“革命者”能让中国足球更好吗
　　首先肯定的是“革命者”可以逼足协就范，但他们无法抛开足协，
因为中国足协是国际足联授权的中国惟一足球管理机构。没有国际足
联的授权，没有中国足协的参与，任何人都无权组织足球比赛。这项
规定决定着“革命者”目前还不能为所欲为。
　　退一步讲，即便抛开国际足联的这一规定，“革命者”另起炉灶，
那么他们会使中国联赛变得更好吗？答案显然令人怀疑。虽然徐明用
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在掩饰自己的动机，但还是时不时流露出“雄霸”
中国足坛的雄心，更兼有被健力宝扫地出门的张海在忘形之下透露的
“玩足球”的理念，让人很难预测，一个联赛被某一个人或某一个集
团控制会变成什么样？
　　“商人就是商人，不管他的口号多么激动人心，都无法放弃商人
的本质———逐利。”一位专家不无担忧地表示，如果足球改革由投
资人主导，革命就不成其为革命，而是争权夺利的斗争。目前的足球
环境的确需要改变，但如果像徐明那样限定一个时间表，由投资人进
行仓促改革，最终的结果可能是违背改革的初衷，把现在不利于投资
人利益最大化的游戏规则，向可以满足投资人利益最大化的游戏规则
转变。“玩足球”的理念就可以这么理解：只要控制联赛的某人某集
团需要，赌球黑哨等等丑恶就可以合法化。
　　国际足坛上的前车之鉴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足球改革在
由职业俱乐部操纵后，不仅足球水平谈不上提高，假球、黑哨难以杜
绝，球迷对球市失望，而且各俱乐部为了各自的利益，掀起了疯狂的
赌球狂潮，曾是亚洲足球联赛最高水平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足
球由此走向衰落。今天中国足坛的“革命者”就堪寄予厚望吗？张海
曾经透露他所在的深圳健力宝曾经给裁判以及某些官员送过钱，那么
张海的亲密战友徐明就清白吗？
　　中国足球需要改革，但要在俱乐部的“自由”与足协的“控制”
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否则，就可能重蹈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
家的覆辙。这是所有关心中国足球成长的人所不愿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