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我们节目的每个嘉宾几乎都是职业的发言人，”鲍勃说。每周日，这个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国家》节目的主持人都要试图从嘉宾口中发掘出珍闻。他的嘉宾主要是政府的公共关系官员。这些发言人都经过了政府媒体训练部门的培训，这个部门是上世纪70年代由智威汤逊（J. Walter Thompson）公司分化而来，媒体训练专门用来对付类似于迈克·华莱士《60分钟》的直播访谈节目。这项服务很受欢迎，如今，很多公共关系公司也设立了媒体训练课程，告诉人们如何对付难以回答的问题。
　　每天4，000—10，000美元的培训费用才可以得到那些深谙记者采访之道的培训者向客户教授的与媒体打交道的技巧。如今，大多数公共人物都接受过专业公司提供的媒体培训。政府官僚、约70%的公司CEO学会了如何躲避记者的问题和如何拐弯抹角地把预先准备好的信息传达出来。比如鲜花供应商由美国鲜花商会牵头接受培训，他们在面对记者对情人节鲜花涨价的质疑时，知道如何转而讨论关于玫瑰的颜色的问题。
　　这样，记者就变成了庞大公共关系机器上的一个小零件。记者的采访通常要力图掌握主动、瞄准细节，并抓住这一点以吸引观众。不要再认为这些知识只属于记者，美国最大的媒体培训公司之一CommCore公司告诉他们的顾客：会见记者就像是在给记者上课。应当像一位老师一样循循善诱，从而逐步展开一节课，设置议程、提供自己的观点并控制谈话的方向。
　　“记者们正失去他们对信息的控制权，”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教授詹姆士·凯里说，“社会公器已渐渐占据上风。”他们对记者非常感兴趣，经过专业的媒体训练后，他们就可以把记者当成自己传播观点和兴趣的渠道。
抢占主动
　　媒体训练的第一条规则就是抓住会谈的主动权，有经验的受访者能在一开始就做到这一点。
　　受访者常常试图警告提问者什么是应避免提问的并暗示提问者应如何提问。维吉尼亚议员约翰·华纳在NBC（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约见媒体》中与主持人安德里亚·米歇尔交手时曾使用这样的技巧。当米歇尔问他总统是否在嘲弄追随美军的伊拉克人时，他回答说那不是嘲弄：“我更想要讨论的是这件事情的另一个方面。”——即讨论其他国家是如何与美国在伊拉克协同工作的。米歇尔还试图迫使他讨论关于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华纳说：“我真希望参议员马克·代顿没有说过美国应当停止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话。”然后他暗示他不想再在此问题上纠缠：“我们应当转而涉及一些其他问题，有很多问题我们没有涉及。”谈话转向有关伊拉克安全问题的讨论。后来，华纳干脆直截了当地问道：“我们能讨论一些有关于非洲的问题吗？”米歇尔回答说：“对，我是想要讨论一些有关于非洲的问题。”后来，谈话远离了让华纳感觉棘手的关于伊拉克实现社会稳定的时间表的问题。
运动迂回
　　有些训练机构认为客户不回答问题是具有明显欺骗性的，他们要求客户至少要先对问题做蜻蜓点水式的回复，然后再把话题操纵至他们想要表达的方向，被提问天是否是蓝的而回答草是绿的那种方式现在已经不流行了。
　　“你不必回答你不想说的内容，但是你必须回复问题。” 大卫·泰门是一家市场策略和危机管理公司的董事长，“我们不提倡客户讲‘无可奉告’这句话。我们有27种不同的方法回避问题但不需要说‘无可奉告’。”
　　他们可以使用以下句式：“你提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但是，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就另一个问题做一下说明……”；“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你的问题看上去与主题并无关系……”。这样的回答往往是被访者发布自己想要传达的信息的开始。在2003年9月份的一期《早安美国》节目中，查尔斯·吉布森问理查德·梅尔斯将军，他是否真地想让这么多的士兵长期在伊拉克人的敌意和仇视中生活。梅尔斯回答：“你知道，伊拉克局势从一开始就相当复杂。我想我们都知道一切都进行得很艰难。我们把战争带给了他们。”在接下来的回答中，他话锋一转，很聪明地谈起了伊拉克人帮助美国发现了军火藏匿地的情况。
　　在2003年10月份的《美国早晨》节目中，很显然霍华德·迪恩不想回答主持人关于他是否在1995年支持削减医疗保险的问题，相反，他绕了很多弯子，比如批评现行医疗保险的方式，讨论佛蒙特州处方用药的利润问题，直到主持人不得不想办法阻止他。
讲故事
　　“回答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讲故事。”纽约杜布斯公司的比尔·麦戈文专门训练职业经理人对付媒体，“讲故事能大量消耗时间，杜绝提问者步步紧逼，同时还能支持你发布自己的信息。”
　　“成功者在于他会带着故事进入谈话，并且他知道如何讲故事；失败者只会生硬地回答提问。”他说，“回答问题就像在公路收费站缴费，你必须缴费，但是你的真正目的是旅行。最好的办法是讲述逸闻趣事、例子和一些大人物说过的话。一旦故事讲完了，千万不要重复提问者的问题，那会使记者们幡然醒悟，察觉到你是在回避问题。相反，只提供新鲜有趣的故事就能摆平他们。”
定制头条
　　一次好的受访不只是要全身而退，更重要的是要使自己的概念得到传播。优秀的政治家在他回答问题时就能够预见到第二天报纸头条的标题。他们熟悉编辑的刀法。他们回答问题显得训练有素，以具有强迫力的声音触动人们的神经，以使他的声音在第二天得到媒体的传播。
　　2003年9月，拉姆斯菲尔德曾做客托尼·斯诺的《福克斯周日新闻》。斯诺评论说伊拉克人民不喜欢被占领，他们想要美国军队离开他们的国家。拉姆斯菲尔德回答说：“民意测验显示，伊拉克人同样担心美国会太早离开。”然后他开始“抢占”第二天报纸的头条，“我同意你说的，外国军队驻扎在本国的确是不正常的。我们的目的不是让军队留在那里，我们的目标是只在军队被伊拉克人需要时留在那里。”然后他强调：“我们一天也不愿多呆。”第二天拉姆斯菲尔德的“我们一天也不愿多呆”出现在《纽约时报》的头版中。
避重就轻
　　当记者同时提问两个问题时，这是给受访者的“大礼”，受访者很少会同时回答两个部分。培训者建议客户选择容易回答的问题，并且就此问题一再向纵深展开，以使记者没机会甚至忘记提醒对方没有回答另一个问题。
疲“敌”战术
　　有经验的记者往往并不就此罢休，他们会继续追问，而现在，这种追问已经变成了记者与训练有素的嘉宾之间的遭遇战。维吉尔·斯库德说：“如今记者最大的失败是不能提出压迫式和连环式的问题。他们的提问结构松散，从而留下了很大的可钻的空子。”有时，这个空子大到被访者都不知从何答起。一次，福克斯的格里塔·范在采访美国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时提问：“您能不能谈一下关于北朝鲜的问题？”阿米蒂奇回答：“局势很糟。”格里塔·范继续问：“那么，我们准备怎么做？”
　　这种开放式的提问虽然能使被访者畅所欲言，但他们也同时获得了一个售卖他们话语的平台。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喜欢这样的问题 ：你面临的挑战是什么？你是如何获得这样的成绩的？市场为什么发生了变化？而政客们则喜欢回答：你如何解释这一切？关于这个问题你能谈点什么？
　　缺乏压迫式提问的原因有很多。新闻采访秀通常很简短，往往有四五个问题是电视采访秀的制片人希望问到的。额外的提问意味着主持人不能依赖事先拟好的草稿，这也许会导致现场失控，制片人可不希望这样。如今传媒集团大规模参与商业整合，因此主持人更需要掌握好提问的分寸，问太过尖锐的问题说不定会给自己带来麻烦。2003年10月的一次白宫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曾5次向白宫发言人斯科特·麦克莱伦提问同样的问题，他追问布什政府是否在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上存在双重价值标准，被激怒了的麦克莱伦打断了他的提问，直言不讳地说：“我已经受够了你的表现！”
　　其实记者往往忽略了这一点，面对训练有素的受访者，一再地追问很少能得到更多的信息，3次就够多了，如果问得过多，你不光得不到答案，就连记者本身也会觉得无趣。职业的受访者深谙此道，他只要使用技巧顶住了前三次同样的提问，他就胜利了。
　　记者有提问的自由，而被提问者也常常有义务做出回答。但如果被提问者已经熟知了记者的套路，甚至变得比记者都更加熟知对话的艺术，那么记者将如何履行自己的职责？这不光是记者的悲哀，也是公众知情权的悲哀。
　　杨晓白／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