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3月19日上午9时，辽宁省海城市8所小学3000余名学生饮用当地教委推荐的豆奶后，陆续出现头痛、腹痛、眩晕、浑身无力等症状。事故发生后，当地政府立即封锁消息，直到百余名中毒学生及家长到北京的协和等医院就医后，这起中毒事件才被外地媒体所知。《齐鲁晚报》随即连续刊登了新华社的系列追踪报道：《豆奶击倒三千学生调查》（4月13日）；《为何迟迟没有答案：辽宁海城豆奶事件追踪之一》（4月14日）；《学校该不该管学生消费：辽宁海城豆奶事件追踪之二》（4月15日）；《你无权保持沉默：辽宁海城豆奶事件追踪之三》（4月16日）；《专家细谈调查始末：辽宁海城豆奶事件追踪之四》和《海城豆奶事件谜底揭开》（4月17日）。
　　上级部门和外地媒体所给予的极大关注以及数量众多的相关连续报道，是当地政府所始料未及的。“海城豆奶”事件发生后，海城以及鞍山市政府从没有人正式出面给老百姓一个说法，这使得学生家长们在4月4日下午做出了阻塞交通的过激举动，面对公众的巨大压力，政府以信访办的名义与学生家长对话，但在会上出示的鉴定结果仍然是原因不明。闻讯赶来的各地记者，更是被人为地阻隔于事件之外，众多媒体无法获得准确、可靠的信息。意外事故发生之后的遮遮掩掩，直接导致了当地政府工作上的极大被动。隐情不报，不但没有达到他们控制信息传播的目的，相反却带来了公众的猜测，给各种小道消息和流言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与此事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03年4月18日，武汉市水果湖第一小学发生的集体食物中毒事件。事件发生后，学校及当地教育部门将所有信息及时公开，不遮不掩，真诚面对家长和市民，为妥善处理事故赢得了宝贵的主动权。中毒事件发生在18日上午10时左右，在医院进行了及时救治后，下午4时半左右，当地的卫生厅、教育厅、医院和学校就联合举行了面对家长和媒体的通报会，公开了学生食物中毒的有关情况、医院采取的救治措施及事后卫生部门对可疑食品的封存等等。并表示加紧调查事故的原因。这件事故的妥善处理，再一次证明了面对突发性的意外事件，政府对公众和媒体采取积极配合的态度，只会有利于事件的解决，这样做不仅尊重了公众的知情权，更增加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与理解，将危机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
　　随着人们的观念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的转变，公众已经能够较为冷静地面对一些突发性的意外事件。任何一个政府都无法完全避免天灾人祸和意外事件的发生。以往的观念认为，在突发性意外事件发生之后，政府为了社会的稳定，在没有调查清楚事情的真相之前，不应该随便发布与此相关的任何信息。但是，随着信息渠道与传播方式日益多样化，这种传统的处理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现实情况的变化。如果政府发布的信息不能满足公众的愿望，那么人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来获取他们感兴趣且急需知道的信息，这时，人们宁愿相信各种流言。根据传播学原理，流言的产生有两个前提：“第一，流言通常是围绕着人们比较关心的问题、涉及自身利益的重要问题发生的；第二，来自正式渠道的有证据的信息不足、状况的暧昧性增加，会推动人们通过流言渠道寻求信息。”（郭庆光《传播学原理》。）这种非理性的传播行为危害很大，极易扰乱社会的正常秩序。与此同时，人与人之间信息的口口相传还极易造成信息的扭曲。即使以后政府将调查的事件真相公之于众，也很难再赢取公众的信任。例如发生在1995年的“千岛湖事件”。这本是一个恶性的刑事案件，两名歹徒在洗劫了千岛湖一艘游船上的36名台湾游客后，又将他们全部闷死在舱底。事发后当地政府严密封锁消息，禁止大陆及香港、台湾的记者进行正面采访，对于这样一个突发恶性事件，港、台方面的报道很多，但大部分都是没有可靠新闻来源的猜测和推断，甚至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将此称为一起“政治性”事件。一个月后，新华社发布了事实真相的调查结果，但由于许多受此前报道影响的公众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不愿相信新华社所公布的事件真相，总认为大陆官方有所隐瞒，致使两岸关系一度紧张。
　　面对突发事件，政府和媒体如何将信息及时、准确地传达给公众，成为政府、媒体、学界所普遍关心的焦点问题。政府有义务向广大民众发布关系到他们切身利益的信息。及时向公众发布信息不仅是信息时代的客观要求，更体现了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新的形势下怎样树立一个民主的、开放的、负责任的政府形象，值得我们认真地思考和研究。
　　（济南）　任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