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是“时事评论”与“时政评论”的略称。这个定义明确地把它与“新闻评论”和“杂文”区分开来。它包括“新闻评论”，或者说“新闻评论”是它的“子集”，换言之，“时评”可以取材于新闻，“被动”地对新闻事件和人物发表议论，也可以不依傍“眼前”的新闻，而就“身边”事、“心头”事发表意见，只要是关于当下的（现在进行时）意见，就是“时评”。新意见、新观点、新见解本身就是新闻，是可以独立于新闻报道之外的“新闻”，并不是新闻报道的附属品或副产品。《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美〉M·埃默里、 E·埃默里 著，展红、殷文 译，新华出版社第八版）的《原序》说：“新闻史就是人类长期以来为了传播而进行斗争，即发掘和解释新闻并在观点的市场上提出明智的见解和引人入胜的思想的历史。”请注意这个新闻史定义中“传播”与“观点的市场”两个词语的联系。约瑟夫·普利策说：“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了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由于这样定义新闻记者与新闻的概念，即“了望者”、“观察”、“警告”，所以发达国家的新闻基本上只有所谓“负面报道”和预警性的批评意见。普利策讲的新闻与新闻记者当然是广义的，包括撰写社论与时评的新闻从业人员，也包括“来论”、“读者来信”的作者。独家发现与选择新闻事件是“观察”的结果。发现问题并为之发表独到的看法，不是更加需要“观察”吗？我在这里特别强调时评作者“主动”的“观察”，就是要驳正那种将“时评”等同于“新闻评论”的观点。当下中国传媒包括报纸与网络上的“时评”，太“急功近利”赶“热点”了，“时评”成了进行新闻炒作吸引眼球的工具，只要对新闻的评论，排斥独立观察提出的问题和见解，而只闻“喧哗与骚动”，使人难免泡沫化的感觉。

    “时评”与杂文的区别应当是很容易的。它们是两种独立的文体，时评属应用文体，杂文属文学体裁。它们有“交集”。写得有文采的应用文就是美文（散文），古代美文经典《古文观止》即是显例，其中包括序、论、书信、墓志铭等等；而思辨性特别是批判性的散文就是杂文。有些“时评”嘻笑怒骂皆斐然成章，就是“杂文”；反之，取材于新闻及关乎当下时政的杂文就是“时评”，取材于一般的生活与人生感受与历史掌故之类的杂文自然就不是“时评”了。

     我说“时评”是21世纪的“新乐府”，包括两层意思。

第一层是借用唐代诗人白居易发起“新乐府”运动的本义：“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我说时评是“21世纪的新乐府”，第二层意思是，强调我们所处的时代已非皇权专制社会，已不是家天下。“21世纪的”这个定语表明，我们以建立公民社会为己任，可以明明白白地向世人宣告，我们依照宪法，享有言论自由，享有参与国家与社会事务管理的民主权利，不容非法剥夺。白居易的“新乐府”是以臣属进谏的立场写作的，“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白居易《新乐府序》）。今天我们进行的是“公民写作”。关于“公民写作”，我曾写道：

    自我定位为“公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作为共和国的一个公民在写作，就必须有自觉的权利意识、平等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我手写我心”，是“我”的权利和义务。         

     我不比谁高尚，没有布道者的道德优越感，并不想居高临下地教诲任何人；也不比谁高明，既不想做“王者师”，也不想当启蒙塾师。我只是一个公民，是我所是，非我所非。

    我不比谁卑贱，一不稀罕待诏金马门“代圣上立言”的恩宠，二不想要“文死谏”留名青史的虚荣，更不是出入廊庙供主子解闷的优伶或奉旨骂人的家奴阉宦。我只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公民，思我所见，言我所想。

    我不是当权派，也不是反对派，没有“彼可取而代之”的志趣，不愿跟着别人的指挥棒做“合唱”队员，也不想存心搅局与谁过不去。我只是一个公民，自认为依法享有个人权利的自由人，眼里容不得砂子，心里憋不住疑问……

     这种公民观念是今之时评作者与1200年前的“新乐府”作者白居易的本质区别。

时评的功能

    统而言之，时评都是表达——表达观点的。粗略地划分，有两大部类。一是思辨性的言论，二是以利益诉求为主旨的言论。虽然二者并非界线分明，思辨性的言论往往会隐含着利益诉求，利益诉求言论必得讲出一番关于“必要性”的道理来，但各自的侧重点是可以感知的。

    首先要为利益性诉求的时评辩护。一则因为有些学者书生气十足，过于强调时评的思维创新，而忽视了当下中国的现实。中国时下最需要的不是国际领先的思想观念，而是社会公义、公平、公正。“沉默的大多数”缺少表达其利益诉求的渠道和方式。别说罢工、罢市、游行、示威这种群体性的激烈的“身体语言”表达机会少，就是“上访”这类较为温和的表达，也被围追堵截。所涉之事，往往是非分明，或有法律依据，或有国务院文件，哪里有多少道理需要辩论？我们的时评作者怎能嫌谈论这样的事太俗太浅因其无思维创新价值而袖手旁观？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不过是为农民利益说几句实话而已。可是，中国当下最需要的就是这种大实话。

    二则，目前的中国社会分化已十分明显，不同的社会阶层、利益集团业已形成。不少知识精英特别是媒体头目已公然发表宣言，说他们就是为“高端”、“强势”、“主流”人群服务的；“高管”、“高层”、“高峰”、“峰会”之类词语已成为当今最流行的自炫或谀人之词。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不认同政治、经济与知识精英结盟而垄断社会资源与话语权的时评作者，为了维护社会生态的平衡，就必然会选择自己的立场，自觉以平民的视角看问题，为弱势群体主持公道。2003年将以网络评论的成长而载入史册，它们为孙志刚、孙大午以及成都小女孩李思怡等人的命运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发挥了重大作用，推动了中国的制度变革与民主化进程。在自由、民主、人权、平等、博爱等普适性价值观引进中国之后，当下更需要的是，让每个公民有权表达自己的合法利益诉求。时评作者理应在这方面做大众利益的代言人。

    回过头来谈思辨性的言论。这种时评可细分为三种：一是思维创新性的，是“学院派”的新闻理论人士最欣赏并着力提倡的。这样的“时评”当然好。爱德蒙·柏克无疑是个思想家，但他的十多卷文字，除早年的两篇外，讨论的都是当时的具体问题、具体事件。英国政治家、文人莫雷勋爵在他的《埃德蒙·柏克》一书中说：“在柏克所有的文字中，最让我们叹为观止的，莫过于《论课税于美洲》、《论与美洲的和解》和《致布里斯托长官书》。研究公共问题的人，不论是为求知识，还是为长才干，将它们奉作我们文献中的（或任何一国的文献中的）宝典去读，是毫不为过的……作者对问题的处理中，仍有我们今天要学的每一样东西：对纷繁的细节的简化和有力的把握，以人类经验的大原则，去洞明世理，对正义、自由这两个伟大的政治之目标，心中有强烈的感受，对权宜之举的解释有大家的气度，胸襟开阔，以及道德感、远见和高贵的脾性。”（参见爱德蒙·柏克著《美洲三书》的译者引言与后记，缪哲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3月版）这样“为时而著”的文章，以单篇看，不成理论体系，关涉之事时过境迁就显得鸡零狗碎，但是，其中蕴含着全新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点，在当时有开创性，其基本原则经历史检验，证明可以传之久远，垂诸后世。这种上乘之作，应该是时评作者的追求。

    然而，如前所述，中国作为“后发”国家，更多地是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包括社会管理与制度建设方面的经验。中国最需要的是常识，关于自由、人权、民主、宪政、法治等方面的社会常识。中国传统的专制文化根深蒂固，“极左”影响反反覆覆，要想民主、宪政、自由、人权等观念成为举国公认的“常识”，还须假以时日，以滴水穿石之工夫，清除历史的积淀。这便是第二种思辨性言论：观念普及性的时评。时评作者应是公共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桥梁，将先进的文化观念持续不断地浸润到全社会，以提高全民族的素质。虽然当下中国更多的是利益之争，许多人对道理其实很明白，只是不肯放弃既得利益，利令智昏，但是我们的时评诉诸的对象是社会大众（这也是与白居易之类诉诸君王的旧文人的根本差异），日积月累，全社会的公民意识、宪政意识增强了，就有了推动社会前进的合力。因此，我们决不能轻视“一事一议”的观念普及性时评，鄙视其粗浅、要看到其以实带虚、潜移默化的教化功能。一篇好的时评就是一个好的“判例”或“教案”。谎言需要重复，真理其实也需要重复。心理学上不是有“记忆曲线”之说吗？——这种说法不是自以为是的“启蒙”观吗？这不是知识分子居高临下的启蒙观，而是人的本性的表露：总想按自己的价值观建设世界。

    第三种思辨性的评论，是分析性的时评，是专家学者根据他们的基本理论与资讯积累，对国内外大事、大势，迅速地即时地进行研判，发表自己的看法。这种时评最需“正心诚意”，最忌意识形态化。

    时评的写作

    时评，作为公民社会践行言论自由的载体，本身应当是自由活泼无拘无束的。言之有物、言之成理是它的“底线”即基本要求，见解独特，振聋发聩、启人心智是它的追求。

    时评既是思想观点的产品，这种属性决定了它必定“以器识为先”。所谓的“器识”，“器”即器宇、胸襟、视野，“识”即见识、学识、胆识。时评作者必须“养其器识”，使自己具有现代公民意识（公民权利意识、公民责任感，与臣民、顺民、暴民以及孤陋寡闻的“小国寡民”意识相反对），具有独立的人格、宽广的视野，而且秉持公道，具有良知和正义感，不为权势和金钱所收买，不逢场作戏说昧心话。

    每个具有现代民主意识的时评作者，都必须真诚地以平等的眼光看待芸芸众生，不要自以为高明和高贵，更要与那种试图“改造人性”、重铸“新人”的狂妄念头划清界限（它是搞祸国殃民的强制“乌托邦”实验的思想根源），要以经济学家的眼光相信普通人的常识理性。相信每个正常人都会维护自己的利益并使之最大化，这才可以实行市场经济与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制。事实上，半文盲农村干部杨伟名、大学生王申酉以及率先实行“包产到户”的凤阳县小岗村农民，他们的“思想解放”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比许多理论家更有政治远见。但是，时至今日，如果不满足于自说自话地在BBS上发言，要写出有一定影响力、别具慧眼的时评，作者的素养与学养就得比众人强，尽管不是时时事事都强。

    我曾以《体验·知识·悟性·良知》为题，谈过杂文作者的素养，这四者同样适用于时评作者。虽然四者不可判然划分，而是互相关联，但可以分别言说，互文见义。为文者的良知是第一位的，所谓“修辞立其诚”，否则，有心谋利、无意求真，“巧言令色鲜矣仁”。人的“悟性”也很重要。人类社会的文明史才几千年，科学一日千里地发展，人性则变化不大，贪欲、色欲、权欲这些动物性会永远存在于人类。所以，对社会关系对人生的感悟与知识积累的多少并无必然的联系。老子、孔子没有多少书可读，禅宗六祖慧能和尚更是一个文盲，但他们洞明世事与人性的智慧光照千秋。从这个意义说，我们不能忽略了对日常生活的观察与思考，以提高悟性。但是，现代社会又是一个高度分工的专业化很强的社会，不要说航天、克隆等技术需要高深的专业知识，就是经济、法律等社会科学领域也要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储备，才能为社会把脉，切中肯綮地发言。在知识与悟性之外，生活体验也很重要。有些学富五车的留洋博士为何成了“新左派”，黄仁宇论中国历史为何有些观点很可笑，因为他们离开了中国这个具体环境，缺少生命体验，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总之，时评既是观点产品，所表达的义理能否站住脚最重要。而形诸笔墨的义理取决于作者胸中的器识，这个道理应当是不言自明的。

    关于写作的技巧，包括结构手法、语言修辞等等，各人秉赋不同，各逞其能，本无定式，无需多说。有争议的是，时评是否需要贯注以情感。

    我是相信情感因素的。文要直指人心、打动人心，必须有情，情理交融。梁启超的时评为什么能打动人？人皆有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精神上相通；他对中国现实的深切忧惧与对变法图存的热切期盼，便能打动每个尚有感觉的中国人的心。

    我相信白居易的话：为文根于情感，语言是苗叶，声律是花朵，所表达出来的义理是奉献给读者的果实。不能设想一个人无动无衷却能调动他的全部才华，写出有情有理的好文章。当下许多时评文章之所以没有感染力，首先因为它们是跟风赶潮的“时文”，或装腔作势，或拾人余唾为稻粱谋而已。

    时评作者要倡导理性，这个话本身并不错。但保持理性，并不排斥感情贯注，只是要牢记表达时要遵守基本规则，不要陷入污辱人格与谩骂恐吓的下流；只是要有自知之明，不以真理化身自居，要有宽容乃至必要的妥协精神。总之要有公民社会的民主与平等意识。理性是用以节制而不是遏制情感的，为人为文都是如此。

试想，前面提到李昌平为农民讲话、网民为孙志刚、李思怡讲话，没有情感贯注能行吗？冷血的人就不会写时评，至少不会为弱势群体代言写时评，而宁肯将他们的写作才能“理性”地为大富大贵者锦上添花去。（鄢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