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的这个春天，因为“两会”修宪而备受瞩目。
　　“三个代表”入宪，“政治文明”入宪，“人权”入宪，“私产”入宪……这一系列把民众意愿上升为国家意志的修改，为所有期待国家进步的人们提供了想象空间。敏感的传媒人，更是为之兴奋不已。
　　在这次两会上，不仅明确地把“政治文明”写入了宪法，而且这次修宪本身也体现了国家政治文明的进步。这不仅将深刻影响着中国的社会进程，也将深刻影响着传媒的生态环境和发展态势。
　　媒体凝聚了太多的注意力资源，理应承载相应的责任。
　　在这个民主进程有序推进、社会形态正在转型的关键点上，中国传媒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当民众的政治热情上升之后，传媒应该向他们提供什么样的产品？新闻报道的“度”应该如何把握？当市场经济广泛渗透时，当理想和现实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时，新闻应该创造什么样的价值？是通过传递偏见引发公众的情绪化反应？还是依靠公正立场引导社会良性发展？
　　这些问题，本来就是传媒人应该思考的问题，遗憾的是，一段时间以来，在传媒界已经很少有人去谈论这类问题了。而现在，这些问题又无可回避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不可否认，现在中国传媒业的繁荣程度是十几年前无法比拟的，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然而，在繁荣的背后也有隐忧，主要是:在不算规范的市场竞争中，一些媒体急功近利，不同程度地偏离了媒体本位。这种偏离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倾向。第一种“偏离”主要存在于一些市场化的媒体中。不少都市报、晚报等生活类报纸，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片面夸大媒体产品的商业属性，沦为赚钱的工具，出现了庸俗化的新闻价值取向:比如，一味热衷于传播没有意义的、甚至低格调的小道消息，却在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题材、重大问题面前出现经常性失语;一味炒作明星，追捧大款，却对弱势群体漠然视之，对构成这个社会基础的普通民众缺乏热情；再比如，媒体寻租行为有增无减，等等。市场化媒体并不排斥各种调料，但是如果媒体任由这些调料成了主菜，那么这个媒体就只能游离于时代之外了。这种不入主流的“迷众媒体”不会产生权威影响力。第二种“偏离”存在于依赖公费订阅的机关报中。一些机关报被权力“优惠券”宠出了惰性，无视受众的接受心理，从内容到风格都让受众敬而远之。这种缺乏亲和力的机关报，虽然具有产生主流影响的资格，却没有产生主流影响的能力。这也就是中央领导提出“三贴近”的原因。在这两种“偏离”中，第一种“偏离”更为有害，一旦大众传播媒介堕落为某个商业利益的“代言人”或工具，那么，不仅无益于社会进步，而且还会通过传递变形信息和扭曲价值，在大范围内产生破坏性影响。
　　所以，喻国明教授慨叹:“在内容的社会诉求方面，中国传媒业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在社会最需要的主流资讯领域里的缺位和失语。”
　　所以，李希光教授直言担忧:“未来中国需要的是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公共媒体？还是为投资者和华尔街服务的商业巨头办的媒体？”
　　同样的原因，就在前不久举办的麓山传媒高层论坛上，席文举先生呼吁:“报纸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一个巨大的社会机器，这个社会机器我们开动起来，难道仅仅是为了自己赚钱吗？我们开动这个社会机器，除了为自己赚钱之外，一个更大的目的是要推动社会的发展，推动经济的发展，推动科技、文化、教育各个方面的发展……”就是这位都市报的发起人，在几年前都市报最火的时候，就清醒地提出了“向主流报纸迈进”的目标。
　　所幸的是，一些媒体已经开始修复对本位功能的“失忆”，自觉承担起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2002年8月，《南方日报》改版，力图打造一份政经大报;《南方都市报》增加时评版，全面加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言论建设；《北京青年报》2002年10月21日全面改版，新报纸结构仿效美国主流报纸《纽约时报》；2003年11月11日，《新京报》一出炉即呈现出“新主流媒体”的形态，并明确宣布:“对报道的一切新闻负责，包括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
　　最意味深长的是传媒话语主题的变化。尤其是去年发生了“非典”、“孙志刚”、“伊拉克战争”等事件之后，围绕公众利益、社会变革、国家命运等的主流话题明显增多，一些媒体正在进入“守望者”的角色。
　　去年岁尾，《新闻周刊》年末特刊的社评是《不是别人，是你自己》;新年伊始，《新京报》的元旦献辞是《永远坚守人的价值》、《南方都市报》的新年社论是《2004，我们只愿好好地活着》。这些令人感动的声音，既体现了新一届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也反映了转型期社会深层发生的价值变化。
　　我们应该能够感受得到，随着改革的深入，大众的关注点和兴奋点正在转移。当民众不再只是关心“家事”，而是由此更加关心“国事、天下事”的时候，媒体有什么理由只做“局外人”或简单的传声筒呢？
　　“高度决定影响力”。没有高度，就没有开阔的视野，就不能领这个时代的风气之先，更谈不上产生强大的影响力。
　　当然，强调媒体的社会责任，并不等于否认媒体的产业属性。如果不遵循市场规律和产业化规则把媒体做大做强，那么，就不可能在社会上形成强势传播。没有足够市场份额支撑的媒体，不可能产生实际的影响力。我们并不反对挣钱，我们反对的是把挣钱当作“惟一”。
　　传播学家施拉姆提出，大众传播媒介有五种社会功能:守望者的功能、决策的功能、社会化的功能、娱乐的功能、商业的功能。
　　从简单呆板的宣传工具，到满足受众需求的大众媒介，这是一个进步；从注重经济效益的产业，到社会进步的推进器，又是一个进步。传媒业是一个特殊的产业，媒体产品是一个特殊的商品。传媒发展的过程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