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种种的原因，记者很难达到“畅所欲言”的境界。但体育新闻却是一个例外，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异类”，在眼下中国的传媒领域，“负面报道”做得最起劲最充分的就是体育传媒，最敢批评的也是体育传媒。在体育记者无所不在的目光注视下，中国体育界是最能感到舆论压力的，比如足协官员外出开会是坐飞机还是坐火车这样的事情，都会在体育记者的笔下被说道一番。而对足球圈内沸沸扬扬的“反黑”事件的密切关注和全程追踪报道，更充分体现了体育新闻高透明度的特点。
　　2001年12月24日，《体育时报》在头版头条点了去年曾执法浙江绿城比赛的北京裁判张建军的名，称他受贿；随后，《南方周末》、《北京足球报》也对此进行了报道。 2002年1月14日，《体坛周报》做了一整版“扫黑专题”，头题为《黑哨在角落里嘲笑法律》。
　　1月18日，《体坛周报》拿出4个整版来做“反黑风暴”，头版头题《“广西版”黑哨曝光——涉嫌主裁判:张宝华 李育红 黄剑 陈纪一》，揭出黑色内幕。在“人物”版中更是直接《追踪黑名单上的人》，将所谓“问题裁判”的名单和简历列出。
　　1月21日，《体坛周报》头版头题为《足协暗查黑哨贪官 黑哨终身禁赛 涉黑干部一并处罚》，并再次拿出一整版来关注“反黑”事件。 而《足球》报也一直全程关注着“黑哨”事件，2002年1月21日，该报头版头条发表评论员文章《拒绝沉默》，并用了3个整版追踪反黑内幕。
　　1月25日，《足球》“反黑风暴”版“八答阎世铎”的评论将责任的矛头直指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阎世铎，题为《下一步应深究足协责任》的报道更是毫不客气地对准足协开炮。
　　2月6日，《足球》“热点追踪”版《换个方式继续反黑》。 2月8日，《足球》“热点追踪”版《道德委员会的道德谁来监督》，直接质疑足协裁判管理的新措施。
　　3月15日，《足球》头版头题为《高检定性：裁判收钱就是受贿》，批评中国足协对于何时移送证据反应迟钝，再次启动“反黑风暴”版。 3月25日，《足球》用了5个整版报道龚建平事件。3月29日，《足球》头版头题《下一个目标:裁委会？》报道反黑发展进程。
　　4月3日，《足球》报头版独家披露了一球队领队说出的内幕，题为《我给了裁判8000元》。 4月5日，《足球》头版披露反黑重要线索：《一张20万元的汇票》，并发表社论《今天你自首了吗？》。 4月10日，《足球》头版头条报道《龚建平昨日被正式逮捕》，并有整版相关报道。 4月19日，《足球》“反黑风暴”版对龚建平的被捕进行了新闻追踪，并密切关注各方反应：执法伙伴、揭黑记者、裁判圈、律师、单位、足协。
　　铺天盖地的报道使得2002年的中国足坛“黑哨事件”几无遁形之处，对“黑哨事件”锲而不舍的关注和大胆坚决的报道，充分体现了体育类报纸“将负面报道进行到底”的决心和实力。
　　体育传媒之所以能够像这样保持较高的透明度，是有其原因的。 首先自然得益于相对宽松的政策，由于体育所起到的凝聚人心以及丰富生活的作用，体育传媒拥有了很大的发挥空间； 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体育传媒的报道对象在大部分情况下与其广告客户没有直接联系，这也使他们在批评时较少因为经济压力而失去锋芒。媒体用批评开路找广告和企业用广告定单来压媒体批评，在圈内已经不是秘密，而体育传媒因为其报道对象的独特，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这样一种尴尬；其次是发行的完全市场化。大多数体育传媒从诞生那天起吃的就是“市场饭”，在完全市场竞争中出现的几家强势媒体，都具备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人才储备，正是在这样的竞争中，整个体育传媒的蛋糕做大了。第三，体育传媒已成长为中国传媒中最与国际接轨的、最活跃的一个群体。由于国际体育赛事的频繁，中国的体育传媒也频频在国际赛场上与海外同行同台竞争。随着体育传媒市场化进程的深入，中国体育传媒在国际赛场上也从一开始的势单力薄，发展到现在的集团作战，在近年来的重大国际体育赛事中，中国参与报道的技术力量和记者数量都已进入世界前列，这种进步是其他领域的传媒所不能比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