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2-23 07:22:00 我要评论
王 娉 来源:青岛日报 □本报记者 王 娉
青岛是一座诞生了“微尘”的城市,是一座“红飘带”始终猎猎飘扬的城市,这座城市涌动着一种以奉献为幸福的大爱之潮,而遗体捐献,就是这种爱之大潮中的动人浪花。
通过遗体(器官)捐献,让逝者用一种别样的方式“活着”,让受捐者的生命以一种饱含温情的方式开始着,正成为这座城市走出世俗偏见的更多的市民的选择——青岛是国内较早开展遗体捐献工作的城市,自1997年正式接收遗体捐献至今,青岛已有244位捐献志愿者实现了遗体(器官)捐献,共有2000多人签下了《自愿捐献遗体(器官)志愿书》。
244个无私的生命,让这座一直被爱包围着的城市动容,他们默默无闻,无意间,在这座城市的公益榜上留下了闪亮的一笔。
逝者欣慰,因为在生命之烛熄灭后,他们的精神依然延续;生者感怀,因为有无私的给予,生命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开始。
在这种延续与开始中,青岛的城市精神再次得以彰显、提升。
让我们向那些无私的奉献者致敬!
2月20日中午,一位83岁的老人拉着老伴的手走进了市红十字会,乍暖还寒的初春时节,他一身薄衫短裤的打扮,让人惊诧不已,而身体健硕的老人提出的申请更让人有些许意外:捐献遗体。老人是某老年网球协会会员,身体十分硬朗,“有些老球友在一块儿总是攀比谁家买下的墓地更好,我觉得太没意思了,人死后还能对社会有点儿用才是最有价值的。”老人一番话说完,工作人员心中的敬意油然而生。
我市是国内较早开展遗体捐献的城市之一,从1997年正式接收遗体捐献以来,已有244位捐献志愿者实现了遗体 (器官)捐献,共有2000多人签下了《自愿捐献遗体(器官)志愿书》。但这一数据,对医院里等待器官移植延续生命的患者来说,仍是杯水车薪。
最缺的是 “供体”,不是技术
目前仅青医附院就有三四十名肾病患者、五六名肝病患者在等待接受器官移植。青医附院、四○一医院和市立医院已完全具备器官移植技术
“在我们医院里,目前就有三四十名肾病患者需要做肾移植手术,还有五六名肝病患者在等待接受肝移植。”青医附院器官移植管理办公室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数据在一周之后就可能发生变化,因为患者“等不起”,肾病患者依靠透析一般还可坚持三五年,“肝衰患者能撑三个月就不错了”。
全国每年约有150万患者需要器官移植,而手术量仅区区1万例。由于缺少器官来源,近3万名可通过角膜移植重见光明的盲人中,每年接受移植者不到1200人。而捐献一副眼角膜,至少可使两个盲人重见光明。对于这些急等着救命的患者来说,当前最缺的不是技术。
据了解,早在1985年,青医附院就成为国内第一批肾移植手术临床成熟的医院。1999年,该院的肝移植技术也实现了临床应用。2007年,国务院通过了我国第一部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后,青医附院又成为全省唯一经卫生部批准的具有肝肾移植资质的医院。2011年11月,青医附院、四○一医院和市立医院又相继成为省卫生厅指定的心脏死亡捐献肝脏、肾脏移植试点单位。也就是说,我市已完全具备了为患者进行器官移植的能力。
但是,供体的极其缺乏让延续生命的渴望受到了阻碍。青医附院肝胆外科专家张斌告诉记者,在非常有限的捐献者当中,诸如恶性肿瘤患者、传染病患者和重度感染患者捐献的遗体都无法成为质量合格的供体,自从获得试点准入以来,已有3例遗体捐献者因供体不合要求而遗憾地没有实现器官移植。
专家介绍说,我市用于医学教研的遗体需求量每年在150具左右,而这个数量从来没有满足过。据了解,尸源缺乏时曾经出现过几十个学生解剖一具尸体的情况。人体解剖学是了解人体结构的基础课,医学学生正是从志愿者的遗体上,认识了第一根动脉、第一根神经,最终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医生。而一位眼科医生走上手术台前,至少要经历50次眼睛解剖的实践。
实质性“障碍”亟须跨越
人们思想观念上的束缚还不是遗体捐献器官移植最大的障碍,更重要的是实施的效率和措施这些实质性问题
在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张少芹眼里,遗体捐献数量偏少,很大程度上源于人们固有的一些传统观念作祟。很多中国人特别不愿意去世后遗体变得不完整,尤其是对于逝者的亲属来说,感情上不容易接受,一些逝者的儿女还担心捐出老人遗体会被别人指责不孝。由于观念上难以接受,有不少遗体捐献者在自己提出申请后,还会遭到家属的强烈反对。
而在张斌看来,人们思想观念上的束缚还不是遗体捐献器官移植最大的障碍,一些实质性的实施障碍更期待早日破除。
据了解,按照程序,器官移植的热缺血时间(即从捐献者心脏停跳至医学灌注时间段)不能超过15分钟,冷缺血时间(即从灌注到移植时间段)不能超过12个小时,而在实际操作中,因确认死亡、通知家属、告别等不得不进行的程序,使得前一个关键时间段非常紧张。在一些器官移植捐献率较高的发达国家,高速公路警察的警车里通常都备有移植手术的必备器械,因为根据当地法律,驾驶员志愿捐献器官的意愿在驾照上有明显标记。一旦发生严重交通事故,有两名以上专业医师确认事故现场人员脑死亡,就可立即实施器官摘取。
“当然,由于国情不同和东西方的生死观不同,我国目前显然无法复制这样的效率和措施,但一些可资借鉴的东西应慢慢吸取。”张斌认为,这件事只要启动就不算晚,否则患者永远在等待。
期待由 “动员”向“服务”转变
随着社会进步,遗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工作重点将从协调转向为市民提供 “怎么捐,上哪儿捐”等信息服务
张少芹还是我市刚刚培训上岗的遗体捐献协调员之一,她告诉记者,他们的工作不是“劝捐”,而是在一些潜在的器官捐献者处于临捐状态时,告诉其家人还有遗体捐献这样一种让逝者用另外一种方式“活着”的途径。
“尽管这种工作不好做,但还没有遭遇太多的排斥。”张少芹欣
慰地表示,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毕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这种协调工作肯定会越来越好做。
张少芹告诉记者,大约从2009年开始,自愿捐献遗体的市民比往年明显多了起来,当初设在福宁园内1500多平方米的“奉献林”(签署捐献志愿书后即可认领纪念树)如今已绿树成荫,到了急需扩建的境地。而设在松山路青大医学院解剖教研室的 “生命奉献展厅”里,已铭刻了244位实施捐献的志愿者生平和事迹,供后人瞻仰。
“这不仅是一种遗体捐献文化的展示和普及,也是让捐献者得到足够的尊重。”张少芹认为,随着社会进步,今后他们的工作重点更多地应是让人们了解 “怎么捐,上哪儿捐”。
张斌对此也有同感。他说,自古中国人就不缺乏“人死如灯灭”的豁达,更有“为国捐躯”的豪情,更何况在普遍实行火葬的今天,让人们接受 “捐献器官为他人造福”的观念并不是一件难事,重要的是广泛宣传符合国际医学伦理的知识,避免错误的信息误导公众对器官移植的理解。
采访中,张斌等专家建议借鉴发达国家合理的补偿机制,由受体以力所能及的方式回馈红会等民间组织,红会再借此建立一种基金,对有家庭困难的供体给予适当的扶助,“这样更能体现社会公平公正,也有利于调动社会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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