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币是《生活焦点》版创办以来的第一篇作品，我在这一个月之前第一次去平邑采访，发过一篇消息。所以，当新平村的几个农民跑到报社哭诉他们遇到“频频火灾和黑石块袭击”连累时 ，我竟有种莫名的负罪感，良知驱使我必须负责地把这场舆论监督进行下去。
　　由于记者的介入直接导致了原来的村干部的下台，村里抢走老百姓的一部分合法财产被退还。武台镇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所于文章见报后的2月23日把《关于新平村九六年至九九年度财务活动审计意见》贴到了该村的墙上，并对发现的“多吃多占、不合理收费”做出了处罚。
　　按理说，舆论监督总算“小胜一把”，文章还获得了2000年度上半年大众报业集团新闻奖一等奖，2000年山东新闻奖一等奖，说得过去了。但那些告状的老百姓还是不甘心，他们又一次次写来材料表明着对现实的不满。
　　这是为什么？舆论监督的功效到底有多大？ 农村基层的一些问题出在哪儿？
　　先让我们看看农民的以下书面说法：
　　我们几次去找镇政府反映问题，他们的态度很蛮横，将我们当成对立面。党委书记讽刺地说：“你们新平村的‘村币’处理得很好！又上电视又登报纸，不仅提高了你们的知名度，也提高了武台镇的知名度！”我们说：“你看着好，咱就再让记者来。”书记说：“不是你让来就来，就是来一百次也还是这样！问题还得镇里处理！记者的报道都含水分，一篇文章七千多元，来采访都是为了钱。”
这里且不去理论“一篇文章七千多元”是如何算出来的。相信绘声绘色的描述让任何人都会读出当时的火药味。
　　这场官民冲突的背后说明着什么？让我们继续阅读书面反映材料试图找出一答——
　　我们向（镇）纪检书记反映，要求公开‘村币’发行使用全过程和次数、数量。他大发脾气说：“你们抓住这点问题不放！还想憋死人吗？就是不给你公开，还能叫你说了算？！”
　　精彩极了！
　　记得有位叫潘英年的学者，1996年到黔南某县挂了一年的“镇长助理”，同样遇到了干部训农民“还能叫你说了算？！”的冲突，在他那本《扶贫者手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的文化人类学笔记里，他深有感触地写道：“官民之所以难沟通，主要在于政府过分自信，他们相信自己总是对的……”
　　其实，翻开历史，官尤其是七品左右者总是以“父母官”自居，重伦理少法理代代相传。虽然已经步入以法治国的现代，这种“良民即顺民”的观念仍根植于许多“公务员”心中。
　　老百姓特别是农民的“觉悟低”、“愚昧落后”的观念到今天还大有市场，这种误区到了必须予以澄清的时候了。《村币》的采写和由此积累的资料让我对他们刮目相看。下面不妨继续通过书面反映材料“解剖麻雀”——
　　一、村币的根源是我村财务混乱、干部腐败。
　　二、将村币收回既不兑付现金也不写欠条，目的想销毁罪证。
　　三、（略）
　　四、农民负担问题。镇村二级的三提五统违背了中央国务院（1996）13号文件和山东省《农民负担管理条例》之规定。增加的不合理负担参见通知单。
　　就是这么一群没文化的农民，谁能说他们把握政策、透视问题不一针见血？！
　　看来，严重的是他们早已不把自己当作“贱民”了，可偏偏有人仍视他们为“奴才”，不听话就是钉子户！
　　村币终结了，问题却一点也没改变。
　　改革开放以来，《村民委员会制度》、《地方组织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相继建立、出台。但从现实看，民主选举、民主监督制度的执行仍有一段距离，对公共开支的立项、征收、使用，农民仍少有发言权，村级财务预决算少有透明度，自下而上的制约机制仍没有建立起来。
　　一句话：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依然滞后于乡村经济改革步伐。这其中，既有法制不健全的原因，更有基层组织有法不依的问题。需要警惕的是，这种滞后已开始影响农村经济建设甚至蚕食着已经取得的成果。
　　这又实在是舆论监督不能承受之重的广泛现实！
　　我知道，在某些人眼里，一个都市报记者，居然三次（第三次是和《南方周末》记者共同采访，发文《“村币”为什么？》于2000年2月11日该报）到农村对“村币”不依不饶，“狗拿耗子”了。他们甚至怀疑这个姓朱的记者和新平村那群姓朱的农民有什么亲戚关系？
　　纯属巧合的是，我的父亲恰恰叫朱新平。他也曾是位农民，虽然16岁就背井离乡参加了革命，当了警察，是干部了，却总乐以农民的儿子自居。既然我爸爸是农民的儿子，我这个一天也没在农村呆过的 干部子弟骨子里其实就是农民的孙子啊！
　　为没有话语权的沉默的大多数声辩，给他们一个正当的、合法的维权路径，给愤怒以方向，无论是“说了白说”，还是“白说也说”，都是一个“农民的孙子”、一个大众新闻人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