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硕士村支书 黯然别沂源》的前前后后，实在有太多的话、太多的事需要留下一份文字的记述。所幸，我保留着全部采访录音、笔记，文章见报后的读者来信，以及沂源县有关部门指责文章失实的“调查汇报”。在这篇调查报告见报后迅速点燃的那场轩然大波中，我只能这样，以面对可能随时到来的一切诉讼。
　　如今，这些资料小山似地堆满了案头，从发现中国第一位硕士村支书离别乡土的线索到实地采访，直至引起的一连串麻烦、争鸣，又一一浮现在我眼前。

苦等半年捕“活鱼”

 　　1998年四五月间，我尚在《山东青年报》供职，一组《杨本伦：不做京官做村官》的摄影报道正被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各级报纸广泛刊载。一个偶然的机会，从团省委一位领导同志那儿听到了“此人目前已离开沂源”的消息，虽然仅仅是简单无意的一句话，却让我心头一阵“狂喜”。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题材：中国第一个具有硕士学位的村支书离别乡土，事件的惟一性以及事件背后的复杂背景驱使我必须去揭示。这是一条“活鱼”，我必须要抓住它！
    遗憾的是，杨本伦曾经是新时期知识分子扎根农村的典型代表，种种客观原因使我的采访请求未获批准。
    时光飞逝,转眼间半年过去了。硕士村官出走的消息并没有被同行披露出来，"活鱼在渊"，我心“窃喜”，我知道，机会来了。在杨本伦回乡整整6年的时候，刚刚“转会”《联合日报》的我立即请战，一路绿灯，直奔沂源而去。
    采访进行地得异常艰苦。10月的天气已渐感寒意。4天里，我租了辆“摩的”，来回奔波，两次到东北庄采访，并找到了一切可以找到的与杨本伦相熟相知的同志座谈。当然，为了采访不至于被“封杀”，这一切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为了能得到乡里的态度，我厚着脸皮去了两次，才将避而不见的乡领导堵到了宿舍。
    斯人已去楼不空。初到杨本伦家，他的妻子张成学婉言回绝了我的采访，这已是第二次拒绝了，第一次是在电话中。闲谈中，我了解到，省里、中央媒体的几名记者都曾电话要求采访，只是由于无法得到杨本伦的下落而未能成行。我之所以“后来居上”，大概是腿脚比较勤快的原因吧。
    张成学拒谈杨本伦的工作情况，我与她聊起了家常，聊起了并不愉快的采访过程。也许是看在我“大老远跑来不容易”、“一天只吃一顿饭”的份上，她还是谈起了自己眼中的丈夫，许多细节让人唏嘘不已：杨本伦出走时借了5000块钱路费，背着一大包袱煎饼、咸菜，妻子张成学悄悄在他的行囊中塞上了几根火腿肠；买房子，家里至今还欠着几千块钱；在南方，杨本伦甚至无法满足女儿买条花裙子的愿望。
    因为不愿给杨本伦的家庭带来任何麻烦，我在文章中忍痛割爱，没有过多涉及他的妻子，但此行使我对硕士村官的出走有了更真实的感性认识。一切在基层能搞到的素材齐了，我来到沂源县委采访。在县委宣传部，王恩明部长接受了我的采访，但态度很明确，不希望见报。
    回济以后，另一个重要任务等着我，那就是电话采访杨本伦。根据从张成学那里抄来的电话号码，拨通广州长途，没想到话筒里一片盲音。怎么办？好在手头还有一个杨本伦所在公司的地址，虽然只是两个字的简称。将电话打到当地114查询，居然查到了准确的号码。按下电话录音键，我与杨本伦足足谈了一个多小时。
    为了真实把握杨本伦的内心变化，我又与曾经采访过杨本伦的《中国青年报》驻山东记者站站长刘健、《山东青年报》记者刘博聊天“挖料”。之后，挑灯夜战，写出初稿。
　　就在这时，沂源县委宣传部一位部长找到新闻界一位老兄捎话说：“别发了吧！”继续写稿，直到面露菜色，稿件上版。大赦过关的愉悦才弥漫全身。

杨本伦冲击波

    文章见报后，各地神通广大的新闻界同行开始行动起来，我的传呼声声不断。河北、昆明、重庆、广州、北京、湖北等地媒体纷纷约稿、联系后续报道。 《农民日报》总编室的同志请求帮助找到杨本伦，揭示其中的深层次原因；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的张虎迪先生来电表示，杨本伦如果不方便到北京，他们可以将录播现场搬到广州。但杨本伦实在不想成为公众人物了，他婉拒了上述采访，闷头打工，他说：“我感到自己的知识落后了，我要在经济最活跃的南方沿海抓紧补上这一课。”
　　虽然如此，并没有难倒以关注重大事件见长的《南方周末》。该报请出了一直追踪报道杨本伦村官之路的《齐鲁晚报》记者许志杰。志杰兄飞赴广州，与《南方周末》副总编辑徐列联手，在1998年11月17日的该报人物版上刊出了《硕士支书泪别乡土》的通讯、访谈录。
    志杰兄的文章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承受的压力。因为那时，《硕士村支书黯然别沂源》至少已被数十家媒体转载，读者反映强烈，报社拟进行杨本伦现象的大讨论。山东省委副书记陈建国在《生活日报》上看到该文后做出批示，要求淄博市委领导同志了解情况，关心使用好干部。于是，沂源县的联合调查组急匆匆登上门来。1998年11月10日，中共沂源县委宣传部关于联合日报记者朱德泉撰写的《硕士村支书黯然别沂源》中有关问题的第一份调查汇报递到报社。
　　该文认为：“他（杨本伦）之所以不能在东北庄再呆下去，一是频繁更换村干部，造成村级组织涣散；二是办企业欠下大量外债，具体数额为137.1114万元，还有16.3572万元的债务正在核实；三是平坟建市场引发诸多矛盾；四是村厂账目互相牵扯，造成全村财务管理混乱；五是工作方法欠妥当，积累的问题较多。”8天后，第二份调查汇报再次递到报社，与第一份不同的是，在材料的最后，沂源县委宣传部写道：“朱德泉同志的文章见报后，在沂源引起一些反响，了解情况的同志认为，朱文反映的一些问题失实。11月11日，《联合日报》又以《杨本伦冲击波》为题，准备组织讨论‘杨本伦现象’,我们认为是不妥的。”报社在压力面前不为所动，11月20日,杨本伦现象纵横谈如期见报。
    那段时间,有人放出话来,要组织村民到报社上访,有人复印下转载此文的《良友周报》，勾出涉及他的部分寄给我，痛骂我“为杨本伦鸣冤叫屈为时过早，企业一个个垮掉，究竟是杨本伦造成的，还是杨本伦手下的人造成的，必须彻底查清。我感大胆断言：'硕士村支书竟是贪污犯！”“用一个贫困村作诱饵，到处借款，募捐敛财，中饱私囊，还被朱德泉这样的人奉之为了不起的人物，这真是中国政坛的怪事……”“朱德泉就是这样诽谤我的，如果不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我将在沂源县法庭起诉贵报和朱德泉！”
　　让这个人想不到的是，查账没查出杨本伦什么毛病，倒查出他一大堆经济问题。

本伦精神，归去来兮

    硕士村官的黯然去职折射出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知识分子如何走好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工农”们、特别是基层的领导干部该为此做些什么？杨本伦的6年村官坎坷路再一次证明了这一问题的艰巨性、复杂性。“杨本伦现象”的大讨论，引来见仁见智的理性思考，发人深省。
    杨本伦曲阜师大的同班同学许志强回忆起十几年前，刚刚考取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的杨本伦的志向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大丈夫。他在信中说：“既然不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抱负，他的出走就是必然的。在新的环境里，我相信，杨本伦仍将一如既往地怀揣着家乡父老的殷殷期望。说不准，哪天他还会卷土重来，但那时，他将是一个成熟、成功的杨本伦。”
    一位叫孟嘉的读者来信说：“现代化建设是一场涉及十几亿人口、渗透各个领域的历史性变革，如果没有知识分子和广大工农群众的共同参与和适当结合，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我们过去的理解未免太狭隘了，似乎只有‘脱下学生装，换上粗布衣’，‘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做普通劳动者’才算‘结合’，于是出现了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和五七干校，造成了人才浪费和人才断代。知识分子所从事的专业不同，所需要的工作条件和工作方式不同，‘结合’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杨本伦在干了6年村干部后，又辞职离乡到南方打工，但他并不是失败者，仍在一面反思一面闯荡中行进，他对自己6年来的成绩和失误有清醒的认识。这让我想到鲁迅的经历。鲁迅在年轻时有许多救国救民的‘美梦’，碰了一些钉子以后，深感‘我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人到中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鲁迅‘呐喊’了一阵后，面对新文化运动的低潮，又一度陷入‘彷徨’，他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自勉，终于成了文化建设和文化革命的巨人。希望杨本伦从鲁迅身上吸取精神力量，全面深入地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了解社会、了解农村，也进一步了解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以鲁迅式的坚韧坚持‘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历史方向。至于如何‘结合’，杨本伦有权利做新的选择。”
    　关于“杨本伦现象”的产生，张光芒先生从传统文化、历史决定论和中国现代化的角度做了深层次的探讨。他在信中写道： “杨本伦现象不仅反映出了当前农村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存在的一些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深刻地折射出文化转型期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农民传统文化心理积淀与现代文化意识的尖锐冲突及其历史的必然性。早在本世纪初，鲁迅就深刻地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在于没有启发农民的觉悟，并令人警醒地提出只有彻底改造国民性才有民族振兴的一日。改革开放以来，“政治挂帅”为“经济中心”所取代，传统文化心理的现代改造却又被经济大潮的急功近利所掩盖和排挤。尤其在偏远的农村，封建宗法制的传统习惯、文化积淀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这种惰性力量在新的条件下滋长、畸变，以形形色色的方式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当时，杨本伦义无返顾地回乡大展宏图之时，应该说已然预料到这种阻力，或许正是为了从克服这种阻力中实现自我价值，但显然他又低估了‘对手’的强大。问题是这种低估甚至是视而不见几乎早已成为整个社会文化思考的一个盲点。比如我们的大学教育，像政治经济学、企业管理之类，基本上是按理想的或‘科学化’的模式开展的，而无论哪一种科学化的模式，一遇到‘中国第一国情’就常常失去效力。在知识界的文化视野中，近年被关注的主要是政治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所谓‘三维碰撞’，前二者自不必说，即使是大众文化其涵义也主要是指市民文化、通俗文化之类，而非农民文化。对农民问题的深层文化关注的忽视与淡漠可谓由来已久。”
　　 “  经济的发展也许能让人的腰包鼓起来，但金钱本身决不能买来思想大进步与文化意义上的现代化。鲁迅先生曾将传统思想习惯比喻为坚固的‘长城’，这长城的构成材料不但是‘旧有的古砖’，还有‘补添的新砖’。从杨本伦的奋斗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到这种‘旧砖’与‘新砖’联合围困的可怕力量。就此而言，杨本伦的‘失败’绝非是偶然的。也许从杨本伦的‘失败’来反映他的选择本身远不是主要的，首要的是我们应由‘杨本伦现象’引起对世纪末文化冲突的深层思考，抓住社会转型期的焦点问题，真正承接并发扬世纪初文化改造宗旨。启蒙运动‘没有最后一幕：如果人类的思想要解放的话，这是一场世世代代都要重新开始的战斗’，当代英国思想家布洛克的话值得我们记取。”
　　需要最后补充的是，媒体应当担负起教化和启蒙的责任，在媒体休闲、娱乐功能被无限张扬的时候，前者不应该被淡漠。思想是一种习惯，一旦习惯形成，做头快乐的猪也难。关于杨本伦的新闻，一家都市生活类杂志曾向我约稿，码完8000字之后，那家杂志的编辑打来电话，说还是“太硬”，希望重点写杨本伦的爱情生活，并分好段落，只待我“填空”。我虽然也为稻粱谋，但还没混到为五斗米就“编故事”的份上，我把花了两个晚上写成的《欣慰与悲怆：中国首位硕士村支书黯别家园》锁进了抽屉。现附后，以便于读者更全面地了解那个曾经荷戟独彷徨的山东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