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99年8月31日
《新民周刊》

　　 又见秋天。
　　中国的秋天之所以多事，我一向以为除了和大田作物的成熟有关外,还和中国的“国粹”有关，陶潜眼里的秋天一定是菊秋，贾似道眼里的秋天一定是蛩秋，李渔眼里的秋天一定是蟹秋，而京津沪杭苏锡常近千万蟋蟀迷眼里的秋天，不用说也一定是“虫秋”了。
　　虫秋年年轮，今年有新闻。
　　当这项曾被人视作“玩物丧志”的娱乐，忽然在一个地区发育成足够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并拟通过地方立法加以保护的“虫经济”时，我们恐怕就不能淡然置之了。
　　那个地方叫宁阳。上海人北京人天津人广州人西安人每年为了蟋蟀要往那小县城扔三五个亿。
这种原产中国的昆虫，上海人叫“赚积”，北方人叫“蛐蛐”，学名中华斗蟋，圈内人叫得最干脆：虫。

　宁阳“虫经济”，带动百业兴

　　宁阳县地理位置居于鲁西南，北倚泰山，南襟曲阜，孔子感叹“逝者如斯夫”的大汶河即从县境内滔滔流过，从济南到宁阳的路程是三个小时。我们到达宁阳正是“中华蟋蟀友谊大赛”开赛的前夕，这些日子县委五套班子正隔三差五地举行“蟋蟀会议”，县长兼组委会主任张庆建说，这是一次全国性的大赛，日程安排在9月6日至9月9日，届时将有全国20多个省市队、地区队参加。地点，县人民会堂。主办单位：中国宁阳蟋蟀研究院。
　　我们不知道金华是否举行过“火腿会议”、高邮是否举行过“咸蛋会议”以及淮北是否举行过“豆腐会议”，事实上，因土疙瘩里的小虫能带动当地经济而郑重地频频举行“赚积会议”，全国恐怕也只此一家，作为特色经济的“虫经济”在当地地位之重要可见一斑。
　　县里要7月29日刚成立的“中国宁阳蟋蟀研究院”具体接待我们，“研究院”就设在县文化馆内，属县文化局管辖，设施虽然简陋，性质却属政府拨款正式批准的地方事业单位。全国有几百家蟋蟀研究会，“官办”的也就唯此一家。县文化局局长刘芳春介绍说，这蛐蛐就是近10年红起来的。
　　宁阳虽然自古出贡品蛐蛐，兴于唐宋而盛于明清，千年来虫王名将迭出，史籍屡有记载，然而解放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蛐蛐作为旧文化的象征被长期打入冷宫，在人们眼里，玩蛐蛐的人不是痞子就是闲汉，在农村，40多年来一直被当作糟踏庄稼的害虫，唯恐其不死，四乡里开会唠粮食增产老是琢磨怎么虫口夺粮，这蛐蛐多呀，又最爱转大豆地、玉米地和谷子地，晚上用手电一照，密密麻麻，让人皮肤起疙瘩，那时候，庄稼人谁拿它当宝啊。
　　80年代中期，天津蛐蛐大玩家王老先生和张老先生最先带徒弟们前来收虫，两老当时都已70岁了，年幼时就听上一辈子的老玩家说过宁阳出虫王出将军，后来查古籍，验证了老一辈的说法，便来了宁阳。那时的蛐蛐特便宜，几分钱一只，大的也不过几毛钱，农民还以为他们是城里来的老疯子。可老疯子收去的虫接连在天津举办的全国蟋蟀大奖赛上夺冠，轰动国内外，这下可好，全国的虫迷都冲宁阳来了，
　　上海、北京、天津、杭州、广州、福州、无锡、苏州、徐州、西安、哈尔滨甚至香港地区、新加坡……每年7月至9月，人潮汹涌，宁阳是个穷县，哪见过这个阵势，压都快压趴了，食宿行，一下子都成了问题，到后来，哪儿有蛐蛐集市，哪儿就交通堵塞，大群大群的人，只好往农民家住……
　　宁阳就是这样富起来的，蛐蛐越卖越贵，农民手里的钱也越来越多，大路造起来了，国道也通了，宾馆盖起来了，酒楼也多了，说来真难以让人相信，当年惟恐其不死的“害虫”，一下子做到了我们几十年都做不到的事———让宁阳快速富裕起来。
　　我们徜徉在宁阳的洋溢着黄金梦的宽阔大道上，可以明显感到这个县城比鲁西南其他县城“阔绰”和蓬勃，到处是商机到处是希望，风从南方来，不香也醉人。大城市来的收虫者，基本可分为两大类，即贩虫者和养斗者，但不管是哪一类，他们的习惯是一定得在此住上十天半月，每天细细地搜寻和辨识，蟋蟀出土毕竟是无序的，在整个收虫期，你都得耐心等待，说不定哪一天会突然出现一条“将军”甚至“虫王”，因此，在这里一住一二个月的并不少见。住，就得花钱，但宁阳的7、8月间，花再多的钱也不一定住得上宾馆，所有的宾馆几个月前就被预定了，台湾地区、香港地区、东南亚的豪客往往一包就是几个月，宾馆的建造速度赶不上年年递增的人潮，8月底9月初甚至连低档旅馆也爆满，人们只好像漫堤的洪水一样往农家过夜，上海人自嘲为“再插一次队”。
　　住下就得吃，上海人北京人的嘴可不是省油的灯；吃了还得逛……旅馆业、餐饮业、娱乐业、交通业就这么被带动起来了。
　　大街上到处是“中华蟋蟀采集衫”，55元一件，胸口上打着“中国宁阳”四字，其样式完全模仿摄影记者的马甲打造，来宁阳的旅游者无不买作纪念，当地服装业被带动了。
　　集市里到处是捕虫用的矿灯，25元一个，其亮度可比南方的手电强多了，还可循环充电，汹涌的捕虫者使这种矿灯十分畅销，与之相关的还有一种小瓷罐，专装蟋蟀的，多得铺天盖地，都是当地烧制的，当地的轻工业又被带动了。
　　县长张庆建感慨地说，谁都不会想到，小虫会发育成“虫经济”，真所谓当年惟恐其不死，如今惟恐其不盛。
　　但要确切统计宁阳每年蟋蟀的成交额是困难的，保守的估计是七千万，收虫者携款几十万几百万下宁阳亦是寻常事，因为许多名虫还没离宁阳，身价就已经千儿八百了。
　　更多的交易是在私下进行的，玉无价，虫亦无价。一只虫，识与不识，相差何止千里，卖虫者不交税，买虫者也不纳税，谁知道他们过手了多少钱。
　　只有粗略的估计，京津沪三地的虫迷每年在这里的吃住行加上“虫贸易”至少得扔下三五个亿。谁都知道三五个亿对一个穷县来说意味着什么。

捕虫者言：发财全靠小蛐蛐，致富不忘上海佬

　　宁阳因捕虫而致富的农民数不胜数。县里统计，全国各地每年来宁阳捕虫收虫的少说也有10万，在人数上占优势的依次为上海人、天津人、北京人、西安人，当地农民谑称为“上海帮”，“天津帮”和“北京帮”，“西安帮”，其中又以上海人占绝对优势，农民们戏称，他们可能听不懂西安话，但不会听不懂上海话，上海人在当地影响之大可想而知。
　　王作民就是这样一个开口必提上海的捕虫大户。
　　宁阳20个乡镇，盛产蛐蛐的倒有10个，最著名的是泗店镇，“虫痴”王作民就住泗店镇，他原来十十足足地就是个农民，一个鲁西南的高粱花子，可是成名以后架子也大了，轻易不见客，陪同我们的泗店镇的宣传部长何青说，听说是上海记者他才见，对上海人老王可有感情哩。
　　老王的外貌可不敢恭维，人可内秀得很，今年53岁的他，15岁就养蟋斗蟋，在当地农民中可算是个县级“模子”了，但是“蟋道”并非小道，要博大精深的话，至少和玩股票一样困难，没有高人指点，往往两鬓白了，还不得其道。
　　1988年8月，上海人大批开进宁阳，他第一次和上海人接触就暗暗吃惊上海人那么懂虫，北方人相虫，只讲究头大项阔六腿长，外加整皮正色即可，上海人可不，除了上述条件外，还讲究眉毛，项皮，斗丝，包扎，肉身等十分繁复，王作民觉得那文绉绉的，不顶用。没料到，一到实战，上海人的那套还真管用，很多北人忽略不计的细枝末节，到时候都是决定胜败的关键，比如眉毛，北人无所谓粗细，上海人却认为黄虫配粗眉毛固然无所谓，其他青紫白红黑诸色虫等，眉毛一粗便是生死之际不吃痛的“闯祸胚”。他说，我对此说最初很不以为然，但后来我手中的名将和虫王只要眉毛一粗就必然在最后关头败于同等级别的“细眉毛”口下，使我不得不佩服此说。
　　1989年开始，王作民脑筋一转，干脆带了四十条虫进沪拜师，师从上海金小龙、陈静德、项仲毅等人，老师们不但授艺，还竭诚帮他售虫，王作民一遍一遍搓着龟裂的大手，数着以前想都不敢想的钞票，竟然卖了三四千块钱！消息传回宁阳，宁阳为之轰动，自此他年年进沪，相虫之技大进，在他的带动下，宁阳农民掀起一股大学“虫经”的高潮，“大头圆结腚，脑搭浅无多。丝路根根透，明亮若揩磨……最佳是墨黑，此物最强梁……”一时间，田边垄间，墙头马上，到处可以听到这样摇头晃脑、有口无心地吟诵“促织经”“秋蛩谱”的，捕虫卖虫的积极性直线上升，“这土疙瘩里还真能蹦金子咧”，一条好虫居然能卖到1000元！在当地这可是一条耕牛的价钱。
　　白马乡陶家坪的沈士河也是当地有名的捕虫大户，因为出手快，大家叫他“白马捕快”，曾创下一夜捕虫八百的骇人纪录，基本赶超啄木鸟的水平。
　　我们在四合院内找到他时，他正好翘着屁股和乡亲们一起检视昨晚的战果。
　　田，还是要种的。他说，一年中捉蛐蛐卖蛐蛐的日子也不过两个月，其他十个月难道都撂荒吗。再说不种庄稼，蛐蛐吃什么。
　　不过，现年34岁、已有12年捕龄的沈士河也承认，逮蛐蛐卖钱的诱惑也太大了，照目前庄稼人的生活水平，有时候逮一夜虫的收入的确可以吃一年，一亩地一圈猪的收入确实远远赶不上一条虫，你说咋不叫人“心潮汹涌”。去年宁阳虫创下的最高价是6000元一条的“石榴红”，那就是六条耕牛的价，上海人说你们这是直接往地里挖金子，这话没错。不过，要不是上海人和天津人指点开发，　俺咋知道这吃庄稼的小虫会变金子甚至比金子还贵呢。

　为了宁阳的明天，请把“母亲”留下

　　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证明，地域性的特色经济一旦抓得好，这个地区的现代化的实现往往可以大大提前。
　　我们曾在灵宝看到黄金开采使几十万河南农民疯狂，我们现在再次看到捕捉蛐蛐使几十万山东农民疯狂。
　　采访车从济南到宁阳，一过大汶河就是伏山的莽莽青纱帐。公路两旁的青纱帐，每天清晨6点一过，立刻就是万头攒动的马路蟋蟀交易市场，罐里的小虫可都是“热气肉”，刚从地里捉来的“原始股”。宁阳蟋蟀品种之多本来就冠绝全国，现在送上来的突然都是“原始股”怎不叫人气急心跳。当地人虽然突击学过“虫经”，毕竟火候差多了，几元钱卖掉一位“名将”，铁脚板踩死一只“超品”，小瓷罐闷死一尊虫王的悲剧还是常常发生，因此现在是城乡之间的一场眼力比赛，一次脑力激荡，一条紫黄一条青尖头一条枣核形———一条条容易让人“吃花”的名将很可能被你几元几十元收进……问题是伏山毕竟是简易市场，真要见规模还得去泗店。
　　宁阳虫市有古城、磁窑、宫村、伏山、茅庄、泗店等处，以泗店最为兴旺。
　　泗店虫市一天中两个高峰，早晨6点至9点，傍晚5点至8点。届时，长达一公里的街道两侧，真可谓人山人海，摩肩接踵，但凡当地人装束的，几乎无一例外地揣着蟋蟀，你的目光只要稍许有点“定漾漾”，马上就会被大群20岁至60岁的娘子军包围，擎着小瓷罐的手臂像森林一样举起，如果你是个不领行情的冒失鬼，你就有被她们吞没的危险。
　　记者对此至今尚心有余悸，那是8月25日上午9点左右，我们一下车就有人向我们兜售蟋蟀，相互对答了几句而且还了价，立即有人发觉我们是不领行情的“冲头”，我不知道她们间有没有暗号，只听得发一声娇咤，立即有近百人包围我们，乱麻一样的手臂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向我们怀里乱捣并且你逃到哪里她们跟到哪里，以至于我们像两个作奸犯科者一样汗出如浆地被她们从马路这一头追到那一头，拒绝、解释、耍赖甚至咆哮都不管用，幸亏泰泉旅社里的几个上海老乡出来阻止才为我们解了围。
　　泗店最多的是妇女，几乎清一色地每人提个黑色人造革包路巡，包里自然都是小瓷罐。
　　那么，男人都去哪了。中国宁阳蟋蟀研究院副院长刘德强说，都去田里捕虫了，宁阳蟋蟀上市的时候正好是农闲，这也是天赐宁阳致富，于是上自古稀老人，下至垂髫小儿，统统“举起网，作刀枪，若要发，找虫王”。成天往青纱帐里钻，像当年打小鬼子一样。
　　上午9点以后都是大老爷们睡觉的时候，妇女照例最苦，还得提着蛐蛐上市，虫价都是事先由男人定的，可以有上下限，但不能太离谱。
　　刘德强说，你们真得看看群众性的追捕场面。但，事实上这样的场面足够令人魂飞魄散。
　　逮蛐蛐分白班和夜班，两个班次逮法自然不同，我们看的是白班。
　　那是近五百个农民在阳光下组成的方阵，被包围的是一片刚收获的玉米地。上午7点，大约一百个体重都在160斤上下的山东汉子腆着肚腩“嗨嗨”大叫着开始从田头齐步跺脚，那是十分整齐划一的夯土般的“齐步跳”。
　　远看像黄巾起义，近看像天师驱鬼，咚咚之声如战鼓一样令人发怵，早秋的蛐蛐尚在地表，如此暴震之下，焉有不仓皇出逃之理，于是这里大脚狂跺狂跳，那里蛐蛐妻离子散，老人孩子妇女在一边大呼小叫地捕套而且凡是跳的爬的都要，这就是说，母蛐蛐幼蛐蛐油葫芦棺材头都要，一网打尽，回去再慢慢打理，能卖钱的，把钱包撑得鼓鼓的，不能卖的也把鸡喂得肥肥的，岂不一举两得。
　　那是一个血腥的早晨。没有人知道大脚板踩死多少“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我们到市场打听母虫和幼虫的价格。母蟋蟀2毛一只，幼虫2毛一把。
　　买家大都是虫贩，唯买幼虫者行事蹊跷，一打听，都来自已经衰落的前蟋蟀王国———山东宁津和乐陵，那地方因为滥捕滥捉，蛐蛐快绝种了，有人写了一篇“虫殇”，涕泗横流，人们为了补救，只好外出买虫，引种复壮，宁阳虫既然“虫品高”，那就大量买回去育种放养。
　　我们因此而采访文化局刘芳春局长，如此毁灭性的捕捉，县里管不管，照此下去宁津的今天岂不是宁阳的明天。
　　刘局长称，县里已充分认识到这个危机，推出了一系列保护蟋蟀资源的措施，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两条，一是拨给“蟋蟀研究院”无化学污染的良田200亩，用作蟋蟀老品种的复壮和新品种的培养。二是严禁捕捉母虫和幼虫。
　　县委已通过决议，在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前提下，将“虫经济”列为本县支柱经济，年底推出一部地方法规，出台有关开发、保护、利用蟋蟀资源的规章制度，对毁灭性的滥捕行为将绳之于法，严惩不贷。
　　为蛐蛐产业投票立法，听上去有点小题大做，但在本质上，它和我们已经熟知的风筝产业、腌腊产业和编织产业有什么不同呢，都是地方上赖以生存的特色产业。
　　问题还得回到老话上，那就是法规的有效执行远远比法规的讨论制定还要困难———如果你也看到过宁阳那浩瀚的当年连小鬼子也不敢进去的青纱帐，如果你也看到过宁阳那漫山遍野剔抉梳扒的捕虫大军，你还能说些什么。（与新民周刊记者胡展奋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