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蟋蟀王国探秘行》竟引起一南一北两大名报名专栏的关注是我们始料不及的。先是《南方周末》一版的周末茶座发表刘以宾先生的杂文《“虫经济”及其它》，对那个把“虫经济”提升到如此高度的县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前景表示了自己的担忧。他认为：区区小虫是否能成为该县的经济支柱甚至人们的精神支柱，很值得探讨。弄不好就会对当地人民形成一种脱贫致富思路以及价值观可怕的误导。一个县的经济发展自然是当地头等大事，但中国有９６０万平方公里，任何一个局部都与整体相联系。前几年曾有媒体曝光，华东兴起的蟋蟀热，许多官员在假日开着公车浩浩荡荡奔赴乡下寻找小虫，致使农田被毁，并造成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即使从盛产蟋蟀的那个县来说，“虫经济”是否能与“可持续发展”相协调，很值得专家们去认真论证一番。
　　之后，孙立先先生在1999年12月7日的《中国青年报》求实篇著文《“虫经济”析》再次对蟋蟀带动地方经济提出质疑。认为：“虫经济”的疯狂，反映的是赌徒的疯狂心理。明里是“虫经济”的繁荣，暗中是赌风的盛行。否则，这畸形的“虫贸易”就无从解释。
　　文章说：若此论不谬，那么用蟋蟀来繁荣市场、搞活“第三产业”，带动捕虫致富就不足取，因为三陪服务、制黄售黄、贩毒走私、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甚至像某些国家建“赌城”，不也同样可以使一部分人就业致富，使一个地区“繁荣”吗？
　　坦率地说，我对“虫经济”如此热闹没什么好感，早在文章在《生活日报》连载时，当地有关部门就曾打来电话，要求：“千万别连载了！”因为，“适逢蟋蟀节开幕”，他们的“压力很大”。
　　稿子终究还是连载了下去。两篇杂文见报，再想起给人家惹过的麻烦，心想：“这下，更对不起人家了！”
　　拿社会现象说事，针砭时弊，是杂文家惯用的行文技巧。但我们如果抱着平和的心态去看发生在宁阳的一幕，实在不能妄下会误导农民产生什么歧路脱贫术或扭曲的价值观的定语。
　　什么是“虫经济”？用当地农民的话说，就是逮几个好蛐蛐卖给城里人玩玩。至于说会不会荒了庄稼、误了种地，采访中已经听到不止一次的回答：“那怎么会？就是想天天逮也总得赶上季儿啊！”“农闲闲着也是闲着，哪个傻瓜看着蛐蛐蹦达不变点钱花？”
　　话糙理不糙。可一旦让我们这些忧国忧民的文化人提炼成了个“虫经济”，事就复杂多了，一千个学者眼里能看出一千个经济学分支来。
　　事实上，当地政府不管，不引导，事更麻烦。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打架斗殴前几年“虫秋”年年发生。当然，引导还需有度，这是另话。假如一地政府，看着一年几个亿的外财不取，或者说死命封杀“蟋蟀交易”，老百姓不骂他傻瓜才怪。既然蟋蟀能带动一下地方经济，利用一下又有何妨？  这与历史上出了个“尚促织之戏”的昏蛋皇帝宋徽宗根本就是没有可比性的风马牛啊。
　　把握“虫经济”的度，“斗蟋”可以是现代人休闲娱乐的一个项目，但一旦以此设赌严惩不贷，足矣。
作为娱乐项目的“斗蟋”是合法的，这与违法的三陪服务、制黄售黄、贩毒走私、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甚至像某些国家建“赌城”有着本质的不同。麻将一度也被人视之为赌具，可正确引导好，国家体育总局的正式比赛就举办了多次了，相同的例子还有扑克牌。
　　如果一定要因赌废“虫”，就不禁会让我们想起刘备禁酒的笑话：见家藏酒具者皆治罪。一日，糜竺随帝出巡，见前有男女同行随即禀报皇帝，彼有奸情，把他们抓起来没错！为什么？因为，他们俩都有淫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