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是一个阶级、一个时代的代言人。对一切危害社会、公众利益的事件，新闻记者都必须予以鞭挞，透视事件，揭露内幕，寓自己独立的观点于客观报道的背后。
　　对曹娅莎金融凭证诈骗案的采访就是想贯穿这样一种理念的。曹娅莎，潍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个体女老板，“洗票”2000万而成为全国新刑法实施以来的第一个金融凭证诈骗罪的死刑犯。因了这个“全国第一”，我和许多新闻同行一道，迅速赶往潍坊中级人民法院采访。
　　采访进行得异常顺利，潍坊中院同志很配合，他们不但允许我们查阅了全部卷宗，而且给每人奉上了一篇大特写通稿，要求联合署名发表。
　　同来的记者高高兴兴撤了。我坚持留了下来。之所以留下来是因为，我发现通稿有个致命的“缺点”——雄赳赳，气昂昂的句式，义正词严地把曹娅莎写成了一个屡屡施骗、十恶不赦的坏蛋（在后来相关见报的稿子中曹亚莎果然被如此简单化处理了）。
　　这样写省力，把握导向完全正确。只是机械地、口号式的、干瘪的语言，其宣传效果如何需要打个重重的问号！
　　首先，曹娅莎洗票2000万是在她案发前3个月时间里“突击完成”的， 我们不能对这样的事实视而不见：40岁的曹娅莎曾 居高干家庭（其父为潍坊某部师级干部）—— 当兵——下 乡——做 工人——自学取得了大专文凭 ——下海——先后两次离异 ，发誓要混出个人样来，让女儿过上好日子——洗票——死刑。
　　真正能让文章具有穿透力的，打动读者、发人深省的应当延着 这条主线进行一番人性化的剖析。
　　人性是什么？我们完全同意马克思哲学关于人性从人的社会性、阶级性出发的论断。但又不可回避的是人性其实就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是人在社会行为中表现出的物性、感知的集合体。人性表现出的一切， 无不通过“我要生存”、“我要幸福”体现着。
　　曹娅莎当兵——下 乡——做 工人 ——自学取得了大专文凭 ——下海 的个人奋斗史，最本原地体现了人“求生存”的本性。而她最后的洗票、死掉，就在于她对世界的感知出现错误：一味“求我幸福”而侵害了社会、公众的利益。
　　我先是找到她的同事、同学、辩护律师采访， 李律师告诉我，曹娅莎13岁的小女儿甚至萌生要把妈妈的骨灰埋在月季花花盆里，以天天见到妈妈的想法，孩子的话令人心碎。我决定最后到曹娅莎父亲住的干休所住处去登门采访。
　　面对刚刚失去亲生骨肉的两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谈给他们带来耻辱的女儿，无论对我还是对他们都是一种痛苦甚至是残忍。但我相信，只要把采访处理成倾听他们倾诉，把采访变成一位记者对两位 老人的关心探望，也许他们不会拒绝我的介入 。
　　我为老人买了些水果，表明了来看看老人、看看孩子的愿望。他们犹豫了片刻，还是敞开了门。他们家一贫如洗。曹娅莎的母亲、父亲，两个从小就参加革命的老人慢慢打开了感情的闸门。　　采访中，她的母亲说，自从曹娅莎出事后，我是第一个“带着感情”来看望、安慰他们的人。我泪眼模糊，在离开家门的时候，悄悄压在桌子上100元钱，两位老人追出来，说什么也不要，我说：“钱虽少，给孩子买点文具吧！”“好让孩子知道，虽然妈妈犯了死罪，但这同她毫无关系， 社会上还有人希望她抬起头来，为了未成年的外孙女，你们要保重啊！”
　　我夺路而逃。
　　这是一次令人心碎的采访，我试图告诉读者：当任何一个人的人性追求违背了社会的良性运行、侵害了大多数人的幸福追求，那么这种“求我幸福”必然是可悲的，社会的价值取向、道德规范、法律法规就是个人人性张扬的边界。
　　人性对物欲无节制地攫取，必然会断送掉个人的一生，给家人都会带来永世无法弥合的心灵创伤！
　　我想，这就是我们通过曹娅莎个案透视出的关于人性的告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