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是用良知和勇气铸造的“大写的人”

"凡大医治病，必当无欲无求，誓愿普救含灵之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唐代名医孙思邈将这篇《大医精诚》冠于中医巨著《备急千金要方》之首，提倡为医者必须发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精"于专业、"诚"于品德，这样才是德才兼备的"大医"。其实，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何尝不是这样一种人呢？众所周知，新闻业是现代社会的神经和血液，新闻工作是一项需要新闻人付出满腔热忱、百倍艰辛直至热血和生命的事业。这一岗位要求新闻人对其承担的社会角色及履行的历史使命要有一种充分的自觉。美国著名报人普利策说：“新闻记者是什么？假如国家是一条船，新闻记者就是站在船桥上的瞭望者。他要注意来往的船只，注视地平线上出现的任何值得注意的小事。”新华社原社长郭超人指出：新闻工作者“笔下有财产万千，笔下有毁誉忠奸，笔下有是非曲直，笔下有人命关天。”在现实生活中，新闻工作总是在各种利益角力的旋涡展开自己的舞台的，其中，既有权力金钱美女的诱惑，也伴随着恐吓、打压、甚至生命的威胁。和平年代，一个正义的记者所受到的压力并不比战争之下战地记者的危险来得更少。
所谓新闻人的专业主义，是包括一套关于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的信念，是一系列规范新闻工作的职业伦理，是一种服从于政治和经济权力之外的更高权威的精神，是一种服务公众的自觉态度。新闻，对一个新闻工作者而言，绝不仅仅是一个职业，而是一项事业。这项事业用喜欢是远远不够，它要求任何一个希望卓越的从业者有一种为之献身的勇气和决心。一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曾经这样形容自己对于这个职业的理解：“一段文字，一经出现在报纸上之后，如何神奇地在民众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他们确信它，甚至以它为行事的一个依据。新闻是这样一种东西，因为它‘以事实之名’而生，所以具有‘你们可以信赖我’的特权，这种特权同时也是一种责任——由它所服务的民众赋予——新闻记者必须说实话，除了事实，只有事实，强大的事实。它是新闻之所以存在而且有价值，是新闻记者存在而且有价值的惟一原因。……我认为自己在从事一项非常有价值的事业，尽管有时候也有挫折感。但这更突显了它的弥足珍贵。因为我相信，我所热爱的这项事业是民主的基础。所谓民主，最基本的是知道。人们只有知道真相，才能做出判断，才能为自己做主。新闻记者正用‘事实’捍卫人民的‘知情权’。”
从这一角度看，传媒的社会形象实际上是新闻人的人格化体现。因此，优秀新闻人的第一特质是境界，是作为新闻工作者的专业主义追求。新闻业的历史实践告诉我们：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荣誉在于深刻地关注和记录社会上正在发生和形成的历史，正是基于这种关注和记录，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成果才能有效地融入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的力量潮流中去。显然，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好新闻永远是和时代发展的现实“问题单”联系在一起的。汤因比曾经说过：“一部人类文明史，不过是人类面对自然和社会的挑战而不断应战的历史。”事实上，一个优秀的新闻人的真正价值就在于真实地记录这种“挑战—应战”的社会状态，揭示这一时代发展进程中的瓶颈因素和问题单子，深刻地反映人类应对挑战的智慧及其成果。其实这也是一切试图成为主流传媒的所应追求的境界。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造就一篇好新闻的，绝不仅仅是漂亮的文字、敏锐的嗅觉和机巧的处理，最重要的是一种俯仰天地的境界、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一种大徹大悟的智慧。当这种境界、情怀和智慧面对社会发展进程的现实“问题单”时，一篇好新闻也就应运而生了。

二、新闻人的专业自觉：“话语权”的使用

人和人之间在生理“音量”方面，虽有差异，但毕竟不大；但是人们在社会话语的表达“音量”方面，却往往有天壤之别：有的人，一句话便可地动山摇；有的人，即使是拼死的呐喊，也显得悄无声息。这便是传播学中所谓的“社会话语权”的概念。对于新闻人而言，既然我们有幸由于职业和岗位的关系相对地有更多的社会表达的机会，我们的一项特别重要的自觉就是，如何用好我们所拥有的“话语权”。
读书有三种境界：第一境界是通过阅读知晓了一个道理，了解了一则知识，感受了一篇故事，等等，这是任何一个有着基础文化知识的人都可以做到的；第二境界则是“内行看门道”：弄清了一篇故事是运用什么手法编织起来的，一个道理的叙述逻辑是怎样的，一则知识的结构性特征是什么，等等；第三种境界便是摸到了这个道理、这则知识、这篇故事的“价值底牌”，即文章的要旨和作者的终极关怀是什么。所谓把一本厚书读“薄”，读成“一张纸”、“一句话”，往往意味着你抓住了它的“价值底牌”。自觉的社会话语的表达则是一个逆序的过程：无论你要讲什么具体的事件和道理，首先需要考虑的是，你到底要为谁说，到底想说什么。几十年前，毛泽东曾经说过一句极其睿智的话：“屁股坐在哪儿决定脑袋如何想。”在社会话语权的自觉使用方面，立场和价值归依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有自觉意识的新闻工作者，总是把他所面对的人物、事件、现象当成一个“载体”，在这个载体之上他总是要装载上最为智慧的大脑对于人类面临的一系列紧迫问题的思考和判断，用他的知识、智慧和价值关怀说出他应该说的话，以支持和滋养那些处在面对自然和社会的挑战不断“应战”状态中的“社会动力层”的人们。不然的话，他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机巧的文字匠。
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政府行政体系与市场体系已经成为控制社会、影响社会的最大的两股力量。在这两股力量之间，传媒的专业主义的力量日益彰显出来。在这样一种格局下，中国的发展始终拒绝平庸。为中国的发展廓清视野，在终极目标的关怀下提供建构式前进的选择，这便是我们这一代新闻人的使命。它需要我们有真知灼见，更需要我们有冲破利益羁绊的勇气。吴敬琏之所以被人们两度选为经济界年度风云人物，不是因为他说出了什么惊世骇俗的大道理，而在于他的真诚和勇气。其实，作为一个对于社会有着深刻关怀的新闻人不像普通人一样可以自由地将灵魂与肉体分开，更不能自由地将灵魂与思想分开。新闻人不是信息处理的机器，不是有着冷酷内脏的观察和记录装置。我们必须不断地从痛苦中分娩我们的思想，慈母般地给社会以我们拥有的一切：我们的血汗、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激情、我们的痛苦、我们的良心、我们的不幸乃至我们的生命。生命对于我们意味着，将我们的全部，不断地化为光明和烈火，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人不可能是别的样子。至少，我们应该和经济学家西蒙所要求的那样：“让世界不要比没有我们时更糟”。
这是一种底线。
《纽约时报》在创办伊始，其主要创办者雷蒙德就享有“客观编辑”的声誉。要知道，当时美国报刊史上面向大众的便士报正在迅速发展（一如我国20世纪90年代“都市报”的崛起），一些报纸用耸人听闻的煽情新闻来吸引读者，而另一些报纸则用充满热情的“激进主义”来鼓动读者。但是，《纽约时报》却与众不同，它在创刊号中就明确宣称：“我们决不打算感情冲动地来写文章——除非某些事实确实使我们冲动起来。我们将尽量不冲动。”
    其实，这正是有责任感的新闻人应当持有的基本风格：理性观察、建设性的出发点。它意味着不冲动、不破坏、不媚俗、不虚伪、不偏激、不炒作、不盲从、不骄傲，以务实、开放、求证的心态冷静观察社会走势，以建设性的视角来报道“一切值得报道的新闻”（《纽约时报》刊首语）。一个优秀的传媒人负有正确传播社会价值观的责任，因此，它必须选择立场，不能因为有可能得罪谁而试图去左右逢源。一个新闻对于新闻原则的执着态度就是它的公信力，也将是它在传播市场上最大的“卖点”。
     作为深刻记录历史的传媒有一个近似的特点，就是它的深层价值关怀。譬如，被引为西方传媒经典的《纽约时报》就将其绝大多数精力专注于经济和科技领域，而不是那些人们所惯常认为最为“火暴”的政治领域。其实，这对于一张立志要做最好的主流报纸的《纽约时报》而言是很可以理解的：经济和科技（第一生产力）是推动和导致这个社会发展变化最为深刻的原动性因素，只有对这种原动因素给予足够的关注，对于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现实才有足够的把握力和解释力、预测力。而政治，究其实质不过是这些深层的原动因素所泛起的“泡沫”而已。这便是主流传媒的深层关怀。
    其次，新闻传媒每日每时都正面临着两种判断：一是事实判断；二是价值判断。事实判断的结果是将新闻事件写清楚、写准确、写全面、写系统。而价值判断的结果则是将各种相关的资讯实现深度的分析、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提供意见、解释、见解和见识。如果说前一点是所有新闻人都应具备的基本功，而这后一点则是优秀新闻人的特质所在。特别是在传播市场所提供的资讯量已经出现“过剩”的情况下，优秀新闻人的价值就在于为受众整合、梳理看似杂乱无章的资讯，为人们提供有序而冷静的观察与分析。信息时代人们需要新闻，但更需要对新闻的解读。而专业的视角、专业的分析工具与方法，将帮助受众更加真切地了解这个世界的真相。所谓强势传媒社会影响力的大小已经不再是看谁拥有更多勤奋的编辑记者，而是看谁对于资讯的分析整合能力强。谁对于资讯的分析整合能力强，谁就拥有更多的社会“话语权”及传媒影响力。

生活日报的青年记者朱德泉嘱我为他的作品集《天地良心--一个都市报记者的五年追索和未曾公开的新闻内幕》写序，我看了以后很受震撼。它以最为质朴和原生态的叙述记录了他5年的采访甘苦和心路历程，是令人读来感慨良多的一名追求卓越的新闻工作者的一份自供状和陈情表。我没有更多的评论，其实，书中的每一行文字就是最好的评论。美国总统林肯曾经说过：一个人四十岁以后的面貌就取决于自己而不取决于父母了，如同中国人所谓“文如其人”。要了解一个真切的新闻工作者，就请读他的文字吧，你会体会到一颗心灵的颤动，一腔热血的温度……

2003年4月20日

喻国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新闻学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