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朱德泉《天地良心》
 
吕进福
 
春天见到德泉，他说正在联系出本书；秋天再见到他时，书便送到我手上――就是这本内容和形式一样厚实、沉重的《天地良心》。
和德泉认识在1996年。那时他“出道”不久，却给我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觉得他是比较老辣而沉着的那种。1998年，《联合日报》成立“联合周末编辑部”，我被指派负责业务工作；谈到延揽人才，第一个就想到了他。
不久，《硕士村支书 黯然别沂源》横空出世。旋即轰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报社齐赞：朱德泉果然了得！
之后，他又采写了《消费者声声追问中国电信》、《这个镇政府好大一张嘴》等一系列落地有声的稿子。
无奈，庙小留不住大和尚，再后他就“转会”大众日报集团了。
以最快速度读完《天地良心》，我的心灵被深深地震撼了，尽管我对朱德泉已有相当的了解。这本集纳了德泉五年心血和汗水的作品集，再次印证了我对他已有的认识：这是一个有胆有识有智慧的敢做、会做新闻的真正的新闻人。
一、会作新闻
会做新闻，是同仁对德泉的一致评价。过去说，新闻是好汉不稀做，赖汉做不了的活，其实是说新闻需要特殊素质的人。德泉就是这种具有“特殊素质”的、会做新闻的人。善于思考、超强的新闻敏感和高超的采访技巧，应是其主要表现。
善于思考，独立思考，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德泉的思考活动是“全天候”的，有日常思考，有“临战”思考。每个具体采写过程，既有出发前的种种预想，又有写作中的透辟分析，更有事后的全面总结。独立的观察和思考，使其在新闻采写过程中，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不为采访对象所迷惑，不随大溜人云亦云，每每在至为宝贵的“独家新闻”上有所斩获。为采访盛中国夫妇，他“设计”了30多个问题；在一些调查性采访中，他针对采访对象所言，结合有关法律法规，多次、连续置疑，条分缕析，层层深入，直逼内核，如关于焦作大火的怀疑、关于曹娅莎案通稿的怀疑。这些伴随着采访活动不断产生的“怀疑”，使他一次次在别的同行“撤退”之后继续留了下来，并每每有新的更大的收获。“机遇总是青睐那些善于思考的脑袋”，对焦作大火的“怀疑”，终于使他采访到了11个逃生者之一的打工妹，“这位第一现场目击者的陈述，便成了最真实还原那场悲剧的‘孤本’”；对曹娅莎案中当地法院所写“通稿”的怀疑，使他成了唯一采访到曹娅莎父母的记者，从而舍弃了原稿中那些“雄赳赳、气昂昂”的句子，没有简单的将其写成一个“屡屡施骗、十恶不赦的坏蛋”，更多的恢复了她的人性，变平面为立体，使新闻更有“嚼头”，更接近于生活的真实、本质的真实。
此类独到而深刻的思考，更多更集中地体现在关于每篇稿子的总结上。这些总结性文字，不仅有个别事实、活动的回顾，而且有整体的概括和总结，这使他的认识水平能够不断突破个别、微观、感性的案例，上升到普遍、宏观、理性的认识高度，从而带有了更多的理论色彩。发表在《业务研究》上的《引爆与传递》，提出了“介入性新闻”的理念；发表在2000年第6期《新闻记者》上的《寻找烈火中的“冰点”》，探讨了灾难性新闻中如何体现应有的“人文关怀”。这些具体的、带有极强实践性、操作性的体会和观点，只有那些扑下身子在新闻采写一线打拼的人，才能想到并提出，也只有那些善于思考、会思考的人，才能概括、抽象为一定理念。
“思想是一种习惯，习惯一旦形成，做头快乐的猪也难。”勤思会想，使他常常“见人所未见”，得人所未得。
超强的新闻敏感。德泉对新闻的敏感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很多线索在“不经意”中得到。“三学子欲典身救母”，是偶然间“吃”出来的；“硕士村支书”离开沂源的消息，是从团省委一位领导那里“听”来的；德州一信用社“副主任雇凶杀人”，是同事“吃”出来又被他“吃”进去的。
多种采访手法并用、以变应变的机智。记者的机智，表现于采访中的随机应变，能让陷于僵境、绝境的采访“起死回生”，非有一定的智慧不可完成。杨本伦的妻子拒谈杨本伦的情况，他就和她聊家常，终于使她看在我“大老远跑来不容易”、“一天只吃一顿饭”的份上，“谈起了自己眼中的丈夫”，并顺手要来了杨在广州的电话号码。在德州采访“雇凶杀人案”，为了搞到被害人地址，他被迫“冒充死者同学的同学”；当被害者父亲“什么都不想说时”，他又以退为进，迂回攻心，终于弄清了前因后果，且有意外收获。在德州公安局刑警队，为缓解采访对象对事实的警惕性，他先与他们“一通海聊”，然后借吃饭之机将“话题逐渐转向买凶案”。在成武，为采访被吃垮的饭店店主，他甚至像女人一样飞起“秋波”：“出门时，我悄悄递了个眼色。”为采访曹娅莎父母，他买来了水果，“把采访变成一位记者对两位老人的关心探望”，融机智于浓浓的人情味之中。多种因情生智、彰显智慧的采访方法，使他屡屡化绝境为顺境，做常人所不做，得常人所非得，乐常人所非乐。
得到线索的同时，能立刻认识到其新闻价值所在。“简单无意的一句话，却让我心头‘狂喜’。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题材：中国第一个具有硕士学位的村支书离别乡土，事件的唯一性以及事件背后的复杂背景，驱使我必须去揭示。这是一条‘活鱼’，我必须要抓住它！”这样的叙述，在他附于文后的“新闻内幕”中，能找出很多。乍一听到“尿毒症女孩王鑫”的线索，他本能地意识到 “最小”（年龄）的价值。
他的敏感性甚至还表现在，抓住线索的同时，能从“脑海里顿时迸出一个好标题”，如《我的幸福是读书》、《好男人是一座山》；并立即想到用什么形式表现它，“吃”出“三兄弟‘典身’救母”的线索，一个声音马上提醒他，“这是全新意义上的典身之举，……这新闻作连续报道张力十足。我决定立马把它搞到报纸上追踪追踪”。
纵观《天地良心》，作为最能表现新闻人素质和能力的新闻敏感，几乎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在朱德泉身上，新闻敏感似乎已与他的个人情感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成为一种本能的自觉，招之即来，却挥之不去。“我悄悄记下了他说过的话……我决定从今天发生的事情切入，用这句话刹尾。就这样，一个多月前的‘旧事’找到了最新、最鲜活的新闻由头！”“那位老师无意中发现了盛中国演出剧目中有德彪西的最后一首小提琴奏鸣曲，直称是国内演奏会很少听到的好曲子。我意识到这将是采访盛中国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如此敏感性，除了其“天生适合做新闻”外，非长期用功、广泛积累，别无它途，一如所有成功人士所证明的那样 “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真的是“功夫在诗外”。
二、敢做新闻
敢做新闻与会做新闻，虽非同一范畴的概念，但有密切联系。对事物有否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能否一眼看出隐藏于复杂事实背后的新闻价值，特别是对某些棘手的问题，敢不敢碰，如何碰；在错综复杂的现实面前，如何恰到好处地做到既能正确引导舆论，又能满足社会公众知情权，同时又很好地保持新闻人作为“社会了瞭望者”的客观独立性，既打蛇又不被蛇咬，需要智慧，更需要胆量和勇气。
胆识来自强烈的责任感、对事业的满腔热情、对弱者的同情和对丑恶现象如火的仇恨上。
责任感是记者的灵魂。“媒体应当担负起教化和启蒙的责任，在媒体休闲、娱乐功能被无限张扬的时候，前者不应该被淡漠。”他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采访杨本伦，为了得到乡里的态度，他厚着脸皮去了两次，“才将避而不见的乡领导堵到了宿舍里”。自我责任感的驱使，“当新平村几个农民跑到报社哭诉他们遇到‘频频火灾和黑石块袭击’”，他竟有种莫名的负罪感，“良知驱使我必须负责地把这场舆论监督进行下去”，为此，他三下新平村调查“村币事件”，和背后隐藏的农民负担问题，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颇有鲁迅“穷打落水狗”的韧劲。
真实是新闻之所以存在及其力量和价值所在。谎言和真相，本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为了追求真实，有时候竟须付出“撒谎”的代价。为了公众知情权，为了一个媒体人的责任，他不得不借助谎言的“掩护”揭开买凶黑幕。他为此而难过，但又无可奈何。为此，他舔伤自慰，终至无怨无悔，“直面真实，我无法逃避”。他付出了个人道德上的“撒谎”，却捍卫了公众的知情权。他说：“为没有话语权的沉默的大多数声辩，给他们一个正当的、合法的表达路径，给问题以方向，给无助以力量，讴歌一切可感知到的真善美，无论声音强弱，都是一个大众新闻人的职责。”
有条件时，他尽一切能力力求做好；条件暂时不具备，也要努力做到“我手写我心”，哪怕仅仅是“为历史打草稿”，也要有所“记录”，绝不轻易放弃，因为“无论躺在抽屉里，还是发表，都是记录历史”。这使他在强烈的责任感之外，又平添了一份历史的使命感。“为中国的发展廓清视野，在终极目标的关怀下提供建构式前进的选择，这便是我们这一代新闻人的使命。”（喻国明）有幸处于一个变革的时代，每一个新闻人都应有一种自觉的历史意识，努力完整而全面地、客观而真实地记录下社会与时代的欢乐与痛苦、果敢与徘徊，哭过笑过，暮年回首，才敢问己、问人：“还记得我们身后那行脚印吗？”明天的无悔建立在今天的努力上。
缘于普通人的同情心。强调坚持新闻客观性的特点和要求，一些从业人员却失去了应有的同情心和人文关怀。德泉则将二者关系处理得比较好。我们看到，无论剑拔弩张的批评性、揭露性报道，还是那些讴歌生命和人间真情的作品，字里行间无不闪耀着一颗善良的对弱小者的同情、对受伤者的关怀的仁爱之心，也许这就是他为自己的作品取名“天地良心”的缘故吧。他愤怒揭露“白条”吃垮了饭店的成武镇有关部门，既是出于正义，也是对饭店经营者的无比同情；他第一个“带着感情”去探望曹娅莎的父母和孩子，让遭受痛苦打击的老人无比感动；他在三个月里踏破了换肾母女家的门槛，关于救助小王鑫的报道，让无数素不相识的普通人“未语先泣”，慷慨解囊。他不止一次掏出自己的钱，安慰那些身心受到极大伤害的人，以致那位在焦作大火中失去儿子的父亲哭倒在他怀里。这样的情节、细节，总能激起我们情感的涟漪。
难能可贵的是，德泉竟能将同情、关怀与揭露、鞭挞两个看似水火不相溶的矛盾，有机统一在采写活动和作品中。面对弱小者、受伤者，他毫不吝啬地一掬同情之泪；对错误严重、犯下罪行者，则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和批判，既是非分明，又和谐统一，新闻主题就在这样的矛盾和统一中得到了更高层次的升华。在对曹娅莎父母的“令人心碎的采访”中，曹娅莎父母和子女的痛苦和无辜，不是恰好反证了曹娅莎所犯罪恶的不可饶恕吗？试体会：将“罪恶”与“无辜”的托盘一起端到你面前后，再读“人性对物欲无节制的攫取，必然会断送个人的一生，更会给家人带来永世无法弥合的心灵创伤”，那种心灵的无比震撼吧！生活是复杂的，人性是立体的，新闻应该还原生活的丰富性和人性的多面性，而不是割裂和简单化。“新闻人不是信息处理的机器，不是有着冷酷内脏的观察和记录装置。”
有情不滥情，是体现在德泉身上的关于情的第二重辩证。“硕士村支书”是他“独家”抓到的“大鱼”，从“硕士村支书”来而复去的事实本身，他透视出了社会变革时期个人如何与社会结合的重大主题，以及人生观、世界观等足以引起社会思考的深层次问题。所以，当有的杂志许以重金约他“重点突出爱情”时，他断然拒绝。“我虽然也为稻粱谋，但还没混到为五斗米就‘编故事’的份上。”在假新闻泛滥、部分从业者丧失操守、人格的当今新闻界，责任、利益面前尚有这般原则性，尤为弥足珍贵。
相伴血与火的热情。记者的热情，应该是对病痛者无微不至的关怀，是对弱小者和被侮辱、被伤害者发自肺腑的同情。面对话筒里那个让他“写笼统点儿”的声音，他愤而言之：“面对死者，我无法笼统。”因为，“每个名字后面都有一段有血有肉的生命体验”。为救助危在旦夕的小王鑫，三个月里，他不知多少次往返王家与有关部门；为揭露“村币”背后的腐败，他三下新平村，置冷嘲热讽于不顾，踏荆而行。
记者的热情，更应该是闻到“新闻”味儿，立刻有一种莫名的亢奋和冲动，一种按耐不住的起跑线前的跃跃欲试，只待发令枪响，迅即如苍鹰搏兔般冲锋向前。正是这种热情的驱使，使他每每接获“报料”，立即奔赴现场，对所采访的情况每每追根溯源，一杆子打到底。“三兄弟推陈出新的孝的思想刹那间点燃了我激情的火把”，这样的文字，会使每一个新闻人产生热血沸腾的感觉。这种激情的燃烧和积极主动精神，甚至使他“抢了人家文艺部的‘美差’”，可爱又可敬。
热情往往相伴热血和热火，热血和热火体现了新闻人的真情。面对艰难，他勇于向前；目睹腐败，他拍案而起；面对封杀，他“白说也说”。喻国明教授说：“新闻工作是需要新闻人付出满腔热情、百倍艰辛直至热血和生命的事业。”当艰辛百倍采来的稿子，惨遭“事故善后工作处理小组”的“审阅”而被封杀时，他无比感慨：“记者其实更像农民，辛辛苦苦播了苗却颗粒无收的现象常有，谁为这种不正常的意外负责？”他痛苦，也迷惑，但更多的是坚定而自信，愤然更前行：“舆论监督是摆不平的”，因为“采访权是记者不容剥夺的权利”。铮铮热血淬热火，有此情怀，方能有“一种俯仰天地的境界，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一种大彻大悟的智慧”。
俯仰天地，敢问良心，无愧于己，此之谓敢做新闻也。
年前我已由新闻从业者转为新闻教学科研人员，《天地良心》正是难得的鲜活的好教材。德泉钟爱新闻事业，相信他会一如既往地敢于并善于做好今后的工作，为业界同仁和所有关注他的人不断提供“研究”素材。
（吕进福，原省政协《联合日报》“联合周末编辑部”副主编，现为山东财政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