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 雷

史分官史与私史，当同一段历史因“述其正朔”的需要而被“宣付史馆”的同时，它往往也会在别处以不同的面目和不同的阐释方式呈现出来，这是因为有私史的存在。以我们似乎已熟知的中国史为例，努力记录着它的变迁的，看来远不止煌煌一架的“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当历史已经消散，承载它的只剩下这些纸页的时候，没有人能够置疑这些“官史”或曰“正史”的巨大价值。但是，对于历史而言，它是否已足够了呢？朝代的更替，最终使“后朝修前朝之史”成为现实通例，本朝和本朝史官对此往往是无能为力的，无论他们多想“书祖宗之功业，垂后世以追范”，他们关于“当代史”的记述——譬如皇帝起居注、本朝实录等等——都只能为 “覆我国者修我史”提供参考。历史之像，总得要假手于人，但它就此已然被“史”这个镜鉴折射了两次，光与色的散失、偏移是不待我言的。玄案之多多、翻案之涌涌，谁能说可以撇清这个原由呢。当代职业史官修不成当代史，那么就会有别的知识分子来作，作出来的就是——私史。私史的价值就在于它往往直接记录着当代甚至当时，当然如果著者博洽，尽可以上述至三皇，但它的价值显然不在那里。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内心深处，从来是不缺乏对自身的“公器”期许的。而在以往的传统社会里，他的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对公众对社会的干预——往往其大莫过于记史。把真实的当代历史记录下来、传播开去，是薪火相传的“道统”之一。而且，社会越是处在变革与动荡之际，这种欲望就越强烈。治私史，这个道统之发轫，起始于充满着最旺盛入世情怀的第一代公共知识分子——孔子。“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部已被普遍认定是孔子唯一亲著作品的史书，成为中国第一部私修的史书。其后这隐然成为一个传统，虽然历代政府对公共知识分子们的这一行为普遍不快，因为以“笔则笔、削则削”的春秋笔法记录些官史所不载的当代“阴暗面”什么的，从孔子就开了头。杀飞议和之后，南宋政府颁布的政令指出——"言私史害正道"，就此开了明令严禁私人作史的先河；到据后来的史书称“文字狱最酷烈”的清代，将私刻《明书辑略》的庄廷珑掘坟戮尸、诛其亲族；王缃绮作《湘军志》，而曾门将帅怒曰可杀，终迫其毁版……千百年下来，以私自记录当代历史的罪名触讳取祸者不乏其人。但正是这些非工具（史官）的知识分子出于春秋道统之公心的自发记录，让我们的历史不再从一而终，使后世人对它有了多角度参详、观察的可能。
政治的逐渐昌明、讯息的发达，催生了新闻报馆和以记录当代史为职业的记者这一行当。私史与公器、知识分子道统与社会大众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有了有机统一的可能。我们可以看到，就方法论而言，私史著者所柄持的“我之目见耳闻、大众之亲历身受”，仍是很大一部分以真实和公心为基本出发点的记者所遵循的职业指归。而在实践论的范畴，报馆制度和记者行当，为有志于记录当代史的知识分子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提供了另一条路径，在官修与私修之间多少寻求到一种平衡的可能。虽然这个行当的特性，使他们往往无法潜心一念、有条不紊地记录所有想记录的变迁，但就象历来私史限于条件无法都如《春秋》、《三国志》、《国榷》一样拥有完善的体例，这并不影响他们因力图准确地记录了当代史中的种种事件而带来的价值。
能够想到以上种种，是在看到我的朋友朱德泉的新著之后。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这部45万字的厚重之作，是他近几年来的深度报道和调查笔记的合集，有的是已公开发表过并在相当层面产生了很大动静的作品，也有许多是当初因为各种各样原因不能公开面世、仍然处在完全的私史状态的报道——这对他也是常事，书的名字叫做《天地良心》。我与老朱是老朋友，并且做过同事，他的大部分作品都陆续拜读过，我知道，为了真实，他曾经冒险踏上洪峰中的小船采访黄河抗洪；曾经不惜撒谎以接近雇凶杀害同僚的真相；曾经长时间的呆在僻壤荒村调查这个村自己发行货币的隐情和背后折射出的农民负担问题；曾经连续追踪一对换肾母女的遭遇，并且刊出了估计到目前仍是全国唯一一张为平民而出的报纸号外，直至推动成立唯一一个尿毒症患者救助基金。一如所述，这些我都曾读过，但是，当见到他的这整部集子，当这些作品成为一个整体，仍然使我有了很深的震动：这个人确实是在以治史的冲动来作新闻，而且能将这种热忱、宏阔与严谨维持如此之久。公共知识分子的情怀、社会了望者的责任无疑已经使这本书脱胎为独立的一部作品，它没有丝毫的零散，因为有一股气充盈的贯穿其中，“吾道一以贯之”，朱德泉的道是很容易辨认的，因为它让你无法回避，那就是民主、法治、科学以及对这些东西的深沉关爱。如是，就是我对德泉的《天地良心》的观感及所得。 (孟雷：《经济观察报》资深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