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3月29日凌晨,河南焦作天堂录像厅发生特大火灾,74人死亡的消息随着次日新华社的电波传遍大江南北。各地新闻记者从四面八方涌向焦作。最早赶到现场的是四川《商务早报》的记者吕剑。他是恰好在当地采访而撞上“这条大鱼”的，另一家最快做出反映的便是《羊城晚报》，他们的记者李育航乘飞机于次日凌晨赶抵焦作，《南方周末》记者李玉霄、《重庆晚报》记者赵君辉等也随后赶到。据不完全统计，截至3月31日，包括中央级媒体在内的各地近30家新闻单位已云集焦作。
　　我几乎是最晚抵达现场的一个记者，时间是31日夜22：00左右。在这场新闻大战中，《生活日报》无疑已丧失了时效先机。怎么办？
　　面对突发性的灾难和随之而来的封锁消息，任何一家媒体要想在人生地不熟的当地（河南媒体已奉命回避）搞到独家新闻都比登天还难。动态的“片段”已被此前赶来的同行“挖了个底朝天”，这几乎逼得我只有一条道可走， 那就是以动态报道为辅，着眼于把新闻做大、做巧、做实、做深，体现出灾难报道应该也必须浓墨重彩的人文关怀。
　　此前的报道中说，那晚放的是黄片，大火中丧生的绝大多数是打工仔、在校学生。我不相信他们是一群学坏的孩子，我决定通过这些普通人不普通的死，去透视他们的生存状态、青春的困惑和苦恼，去发现这把火“烧”出了怎样的社会问题。
　　在此后的70个小时里，我像一架昼夜不停的机器，传回去共约一万字的报道，其中包括4篇消息、两篇4000余字的特稿，另有十几张图片。大火中不被人关注的那些普通人平平常常的生前故事，竟成为取之不尽的新闻富矿。

午夜狂奔——
2小时之内发回“本报凌晨焦作电”

　　丧失了此前的时效不等于抓不住现在的时效，在行进性的事件报道中，现在发生了什么永远是读者最关心的。
　　打通我素未谋面的一位郑州同行的电话，对方说，今天上午当地第一次向新闻界作出了事故调查进展情况书面通报，上面澄清了此前一些不准确的报道细节。此外，有媒体报道的惟一一个被救伤员其实叫王峰，23岁，现正在焦作矿区中心医院接受治疗，有警察护着，你得当心点。
　　我请求他速把通报传真到我房间，然后抓起采访本往天堂录像厅赶。此时，天空中下起了毛毛细雨，匆匆在附近东方红广场采访了几个焦作市民后，急忙打的往矿区中心医院奔。闯进9号病房，旋即被一位“警察叔叔”连推带搡撵出门，虽然他拒绝回答一切问题，但我毕竟看到了病床上面露惊恐的王峰，他全身只是头脚被烧伤。没时间再“泡”，我立马驱车回转。传真来了，事后得知，为了这份传真，那哥们跑了好几个邮局。我理解他的心情，到了现场却被一声“招呼”招了回去，他只能用这种帮助来释放一个新闻人的遗憾。此时距河南省限期72小时破案的时效已不足三个小时，事故原因依然未明，稿子以此切入，很快写好，发传真却遇到了点小麻烦。服务台小姐拿着我的稿子20分钟才露面，差点过了规定的最后截稿时间。第二天中午到宣传部门“点卯”，人家一下子就“猜”出我是什么时候到的、什么时候发的传真。原来，那小姐早“发现记者，立即举报”了。

本想打个时间差，谁知老虎不打盹

　　编委魏力也是个“夜猫子”，看到发回去的稿子，比我还亢奋，4月1日凌晨2：00，他一个长途打到我房间，把当天所有见报的焦作消息一股脑告诉了我，他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记者采访到从大火中逃出来的第一现场目击者，那天逃生者11人，由于身背“看黄”之嫌，谁都不肯露面，你能不能想想办法？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采访到被严加看管的王峰。我决定5：30再到医院，就候着，我不相信警察不上厕所、不买早点吃，只要闪出5分钟时间，我就能搞到几句王峰的口述实录，最起码能拍到张片子。
　　我在病房的连椅上足足候了半个小时， 9号病房的门开了，一个便装男子端着痰盂去了厕所，我蹑手蹑脚推开门，猛然见另一张床上还躺着位和衣而卧的警察，不容我调焦，他已一跃而起……

坐在失踪学生的床上感受生命之轻

　　离开医院时，天空又中下起了雨，时小时大，我来到焦作工学院碰运气。早6：50左右，跟着两个买早点的学生往宿舍楼走，边走边聊，上楼时，他们竟口无遮拦地透露出大火后失踪的学生有两个是“大一”，分别是经管系酒店旅游管理班的侯卫元、王鹏，另两个“大四”的不知其名，只知道他们就住此楼309。
　　我像只落汤鸡湿漉漉回到宾馆，匆匆吃罢早饭，再度来到焦作工学院采访。
　　一个宿舍一个宿舍问，终于摸到了侯卫元的寝室，他的一位从济源赶来的高中好友正望着小侯空荡荡的床铺发愣，他和寝室里的另一位同学谈起了小侯和王鹏的生前事，不停唏嘘。
　　王鹏的宿舍锁着门。我在隔壁采访，他的同学拿出照片给我看。照片上，十几个同学像球赛开赛前的合影那样猫着腰，都在笑，那个戴着眼镜大笑的，就是王鹏。我试图让所有读者都记住那个最灿烂的笑容，被拒绝。他的同学透露，校方已开了会，不允许接受采访。他说：“你是第一个找到寝室来的记者，我挺感动，但再也不能给你任何东西了。”
　　在“309”，我坐到了失踪学生李晓华的床头，对面的一张床也是空荡荡的，他的同学告诉我，那床本该属于另一个失踪同学安继广的。向李晓华那样搬出校外租房住的不乏其人，仅他们学校周围就有4家录像厅、5个娱乐场所。
　　在经管系办公室，我看到李晓华的母亲哭得死去活来，对校方的采访自然被婉拒。

大火烧出教育的错位

　　学生们的躲躲闪闪和校方的推托让我无法更深入地接近大学生的内心世界。我决定避开火灾的话题找几个学生聊天漫谈。
　　在校门口，两位学生正好同一辆大河报采访车里的人挥手道别。一问，原来是该报焦作站站长刚刚给学生们讲完新闻和文学讲座。那两位文学青年就这样成了我的聊天对象，来到我的房间，谈理想和现实、谈困惑和迷茫。校时代潮文学社社长、大二女生小董告诉我这样一件事：一天，同宿舍的女生在一起“卧谈”，只有两个人知道小孩是从哪里生出来的。小时候爸爸妈妈常骗自己是“树上长出来的”，到了中学，《生理卫生》课从来不讲，让我们自学，到了大学，倒是每周都有电影大片，可就是没放过性心理、性卫生方面的科普片。上大学两年，只记得有一个女生偶然间提到了“性” 字，当时，大伙都惊诧她的“大胆、前卫”。同来的一位笔名叫若水的男生接过话说，一天，有位老师感叹世风不古，担心学生读书十年好，到了社会一天就有可能学坏，他就想，这到底是社会环境的错还是教育的失败？
　　懵懵懂懂的年龄，需要明明白白的生活，对性教育的回避只会人为地增加学生们对性的神秘感、羞耻感。这不正是录像厅包围高校，大学生对艳情片“上瘾”的一个原因吗？

找到一位逃生女

　　4月1日10：30，我来到毗邻焦作市火葬场200米的开关厂采访。“3·29”火灾发生的第2天，这里该成了临时的“失踪者家属登记处”。不允许照相，我只好在那些悲恸的人群中打探消息。一个打工妹模样的少女正急得直跺脚，她怎么也分辨不出照片上的皮带扣属不属于自己要找的人的。一问才知，她就是11位现场逃生者之一，那天晚上，他和表姐与另两个打工仔靖勇靖民一同看录像，表姐和靖民双双葬身火海。由于惟一一位受伤者王峰被警方严密看管，这位第一现场目击者的陈述，便成了最真实还原那场悲剧的“孤本”。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没费工夫。
　　为了能拿到当地宣传部门每天定期向各地新闻单位发布的书面消息，我急忙打的奔市委宣传部。11：40 赶到，寒暄几句，新闻科一位科长告诉我，焦作市委组织的新闻发布会正在月季饭店召开。我赶到时，发布会已开了1小时，好在实质内容没谈多少。一个小时后，自助餐开始，找来一位武汉同行的记录边吃边补漏听部分,满脑子是疑问，发布会上说，“天堂”老板韩本余改建装修工程的虚假证件签发于山阳区公安分局东方红派出所一位女临时治安员之手，问题是派出所都没这种审批权力，更别提一位“帮了13年忙的临时工”了？即便批了，又怎么逃得过文化局、工商局、消防局等部门的“法眼”？

大火中的黑洞有多黑？

  　　4月1日下午2：00，我来到东方红派出所，试图了解那位已被拘留的“女治安”赵素霞的相关情况，被门口一位看门的警察告知：领导不在。那人一问三不知，弄得你一点脾气没有。我转头往山阳分局，楼上楼下没找到一个管事的。无奈，只好再度折回到东方红广场后的矿务局宿舍楼群，据说，“天堂”老板韩本余的家就在附近。在这里，一位老大爷告诉我：在山阳区，韩老板手眼通天，“天堂”放黄片几乎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为什么？他的一位亲戚是区里的一位副职，其表弟在某局干局长。老大爷气愤地把“天堂火”称之为“腐败火”。
　　之后，我来到当地赫赫有名的娱乐场所山阳商城，看到一排排门脸陈旧的洗头房、按摩屋，在大火烧得“舞”萧条的今天，这里的生意居然还不错。
　　 晚6：00，回到宾馆，冲包方便面，开始写消息。迷糊了2个小时，我坐在台灯下 构思《天堂悲歌》，从逃生女哭诉惊魂时刻开始还原现场，直写到“天堂”如何藏污纳垢、火光里的黑洞，原来盛传的打工仔王峰的真实身份等，当写完最后一个小标题《生命终结在花季》的内容时，已是4月2日的清晨6：00，我来到东方红广场，看到“天堂”现场仍处于警戒状态，隔离带前100米的广场上，晨练的人们已开始伴着音乐的节拍翩翩起舞。回到宾馆，我在文章的最后写下了刹那间的真实感受——
 　　 “此刻，才真正让人体验出陶渊明诗中意境的那种残酷：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太多普通人的生命需要珍视了，这是死者对生者的最后告白。
　　天堂恶火，让人如何不恨你！”

灰烬前的追忆和思考

　　4月2日中午，“3·29”特大火灾起火原因正式向新闻界公布。在这之后几十分钟的时间里，来自全国各地数十家新闻媒体的记者呼啦啦取走了材料，又呼啦啦撤离焦作。
　　火灾善后工作处理小组提供的那份死亡人员认领情况说明极短，只有100多字，掂在记者手中却沉甸甸的，上面写着：“截至4月2日10时，已确定死亡人员16人的身份。16人中，男性12人，女性4人， 学生3人，农民9人，无业人员4人；焦作籍……”
　　他们是谁？他们甚至没有留下一个冰冷的名字？记者采访过的失踪者中，有几个是他们的身影？他们原本该怎样生活？
 
　　我决定留下来，继续进行不完整的采访，试图拼凑起被大火吞噬掉的一个个“生命碎片”。
　　这些普通人不普通的死绝不仅仅是一个意外的电热器烤燃易燃物造成的，也绝不仅仅是给违规经营提供机会的渎职的殉葬品，教育的错位、校园周边的环境固然是我第二篇深度报道涉猎的部分，但大火的深层次最重要原因是给违规经营提供机会的腐败，被烧死的打工仔、打工妹原本被漠视的生存状态，应当得到更多的关注。
　　下午，我和《南方周末》的李玉霄找到一位普通女工、全国人大代表姚秀荣的家，听她艰难扫黄的经历、痛陈恶火背后的腐败。晚上9：30，他带着我找到他曾采访过的失踪民工张家材的工棚，28岁的张家材像候鸟一样常年在外打工漂泊，家有80 多岁的父母和一个4岁的女儿。
　　我们又跑到此前采访过的那位逃生女所在的饭店，试图更详细地了解一下打工族的生存状态，软磨硬泡了多时，也没有获得老板的同意。
　　回到宾馆已是11：40，我睡一会写一会，直写到3日早晨7：30 ，4000余字的《“天堂”缘何成祭坛？》发回报社。

为被忽视在城市边缘的群体流泪

 　　4月3日早晨9：00，焦作市火葬场附近至开关厂处100米的地方，已有十几个摊贩卖起了冥钱。一位浑身是土的农村老汉拽住我衣角，颤抖着拿出一把钥匙，哀求帮忙找找失踪的儿子：“他27号那天刚刚被饭店辞退，听房东说想散散心，第2天就去天堂看录像。我已经找了他3天，不知穿的什么衣服，辨照片，一个个烧焦的尸体根本认不出来……”
　　“到孩子租的临时房去，房东不给开门，他说孩子还欠着两个月房钱，两个月100块，少一分也不给钥匙。天啊，我上哪弄这么多钱，我在城南污水站当小工掏下水道，一天才挣13块钱，两个月才发一次。我跪下求他，发了工钱定还。不中！一个人看不下去了，打了110，警察说情才降下50元来，跑到老乡家借了钱才换回钥匙。”听说老汉3天就吃一碗面条，我的眼角一片模糊，掏出身上的钱安慰老人先吃饭，谁知，他一下子跪到地上，号啕大哭起来：“我不要钱、不要钱……我要儿子……我要儿子……”
　　我们决定到焦作劳动局外来务工职业介绍中心采访。一位姓徐的主任告诉我们，他们从1997年开始就不再管理打工人员了。现在是公安、计生等部门都管、都收钱，谁也管不好。他只向我们提供了1998年的统计数字：待业青年10571人，外来人员41795人。
　　以后，就谁也不知道全市有多少打工仔、打工妹了。
　　晚7：00，发回去这最后一篇报道和图片（记得那标题是《劫后探寻生死两界》，惜乎因不适合一版，说特写不是特写，说消息不像消息被毙掉），将李玉霄抓拍的老汉扑倒在我怀里的照片夹进采访本，乘夜色匆匆离开焦作。70小时的亲历中一个个本该活灵活现的身影就这样永远冰冷地定格在我记忆里 ……（发表于2000年第6期《新闻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