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美“非典”亲历者对比中国抗疫能力今昔

参考消息网2月14日报道 美国基辛格咨询公司副总裁乔舒亚·库珀·拉莫11日在《洛杉矶时报》网站发表文章表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与2003年他亲历的“非典”疫情不同，中国抗疫能力已今非昔比。文章编译如下：

2002年秋是我在北京生活的初期，我找到了一种快速提高汉语水平的很划算的办法：每天晚上打出租车，这样我就可以和司机闲聊。那年12月份的一个晚上，当出租车司机把我送到我住的公寓时，我感到头昏脑涨。很快我开始咳嗽。我睡的时间比醒的时候多，总是伴随着发烧引起的幻觉。

我住进了医院。医生说，X射线检查显示我的肺部严重阻塞。通常的类固醇疗法没有多大帮助。我想回美国，但医生说，在那种情况下长途旅行是不明智的。

我的体能在一周内开始恢复。两周后，我回到了纽约，而北京当时正在与第一波“非典”疫情搏斗。2003年夏天，救治过我的医院发来了一封很礼貌的电子邮件，称他们正在收集关于“非典型性肺炎”——就像34岁健康的我患上的那种病——最初几周的所有病例资料，问我是否愿意接受体检。

“非典”时期——以及后来十多年——在北京生活的经历让人对这种非常时刻有着敏锐的感觉，突然另一种新型冠状病毒使成千上万的人患病了。

最显而易见的是，中国自2003年以来在许许多多方面发生了改变。数百万人的大规模动员，企业就像一台机器一样开足马力生产急需的产品，运输机满载有着医治“非典”及其他流行病经验的军队医护人员驰援疫区。所有这些都与之前不同。

每晚观看几分钟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或浏览我的抖音短视频（这在2003年也是不可想象的），仿佛科幻般突然进入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度，许多人身着白色连体防护服，头戴面罩。一些年轻的护士上传了她们自己拍的视频，为了能够穿上防护服连续长时间工作，她们不惜剃掉满头乌发。

我在关注中国疫情的同时不禁会想：假如这次疫情发生在美国休斯敦，那会怎样？我们会封城吗？会限制出行吗？会迫使人们每天上报两次体温吗？

这不是一个抽象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都生活在一个难以管控的高速连接的网络时代。现在假新闻、恐慌、民族主义和疾病的传播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

目前正在中国和全世界实际发生的事情不只是人类关于医学流行病的故事，也是互联网时代我们这一代人与危险抗击的一个篇章。冷战时期是一个孤立的时代。随后的全球化时代曾设想简单、便捷、充满希望的互联互通。但我们的新时代是一个需求往往相冲突的时代：隐私和持续联系之间的冲突。新冠病毒疫情是一次考验。而且不仅仅是对中国的考验。

过去我从未做过医院建议的血液筛查，查明自己身上是否带有“非典”病毒的抗体。现在看到这场新的疫情，让我很想去这么做。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59年注意到，即使对于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欧洲人，中国发生地震遭受大规模破坏也不会比他失去一根小手指头更令他感觉不安。但在我们的互联互通时代呢？你发生了地震就是我发生了地震。你遭遇疫情就是我遭遇疫情。所以，修建隔离墙、与其他国家“脱钩”或煽动过时的种族主义倾向虽然对有些人来说很诱人，但这些恰恰是我们一定不能去做的事情。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和中国人今天面对的问题，实际上是同样的问题：如何应对我们复杂的、网络化的新世界提出的种种残酷挑战。

2月13日，山西运城一家制衣公司的工人在制作防护服。（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