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进贤
“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这是李斯赴刑时，对次子所说的刻骨铭心感悔之言。
生命最后关头，才幡然憬悟，权位名利，如过眼云烟，而自己，非但未“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还为此赔上了所有：身前，不能保有地位和性命；身后，不能保全品格和名誉。
不少人将李斯“悲剧”归因为高官厚禄“浮云”遮望眼，丧失政治智慧，才由此断送自己。其实，透过史书，如此结局，在入仕之初、庙堂之上，便已冥冥注定。
《史记·李斯列传》记载，年少时的李斯，在目睹厕鼠与仓鼠“近人犬”不同遭遇后，便生发了“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感慨，踏上“仓鼠”式奋斗路。
“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在其出师辞行之时，与荀子的一番对话，功利之趋，犹同“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固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可以说，“人不能学燕雀，要有鸿鹄志向”的流露，只是心迹之“表”，实际表达的“人生在世，就该积极追求功名利禄”才是“里”，诚如王阳明所言，“人心本善，良知自存”，是“欲望”二字遮蔽了良知，才让人心变得难以直视。
“当其辞于荀卿，曰‘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自言其所见也。只此二语，便足断送一生。”清代学者林伯桐《史记蠡测》所言，与太史公司马迁“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以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的评说，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显而易见，贪慕“仓鼠”人生，只想往上爬，置内心良知于不顾，迷知“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讬於无为”的“士之情”，决定了他屈服于权势、一味阿谀迎合的行事方式，也奠立“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適立庶”，不讲原则、不择手段、蝇营狗苟的政治品性。
李斯之殇，历来众说纷纭，但良知湮灭，妒杀韩非，禁私学，焚书坑儒，改遗诏，杀扶苏，立胡亥等所为，无疑为人生“冰火两重天”的重要推手与导因。
“仆诚赖天之灵，偶有见于良知之学，以为必由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则为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揆诸史事，秦始皇巡狩途中猝死，历史转折之险关，正是“急难险重”当头，考验李斯担当作为的关键时刻，而其政治立场却屈从于个人追求“仓鼠人生”私欲，不“念斯民之陷溺”，更不“为之戚然痛心”，以至“听高邪说，废適立庶”，走向人生的必然归宿。
“以富贵之谋，贻天下之乱”，恰如清人姚鼐《李斯论》之言，“且夫小人虽明知世之将乱，而终不以易目前之富贵，而以富贵之谋，贻天下之乱，固有终身安享荣乐，祸遗后人，而彼宴然无与者矣。”
历史是无言教科书。它用事实告诫今人，立身行事要秉持良知，磊落光明，“仰不愧天，俯不怍地”，不可突破做人做事底线，俯仰随欲，跟着感觉走，更不可为追逐名利而不择手段，“蝇营狗苟，驱去复返”。同时警示后人，人生的剧场，从来是“现场直播”，不能“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更不能“直待云阳血染衣”时，才想到“上蔡东门狡兔肥”，以致“忘南归”、终身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