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老人“公车上书”后又如何？_感想随笔

大众网评论员刘春雨

    新闻是匆忙的报道，在2011年的最后一个月，不妨让我们回溯下旧闻。
    “89岁高龄的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坐着政府专配用车，为12名因强拆失地农民代表开道，带其到云南省政协反映问题……（据新华网）”尽管感觉上这件为全国媒体广泛关注的事件就在昨天，但若印证下时间，这不折不扣是2010年12月间的事情。杨维骏“公车上书”时隔一年，失地农民的问题解决了么？他自己可以稍稍欣慰安享晚年了么？
事实总是比愿望残酷。
    12位失地农民代表只是某政治明星“新政”之下受害群体的冰山一角，90岁的杨维骏为失地农民徒劳奔走之时，更大规模的螺蛳湾野蛮拆迁正在如火如荼，200多亩的“绿肺”毁灭殆尽，滇池生态环境恶化……大批失地农民的求告呼号，在“昆明新政”面前，悄然无声。
    因野蛮拆迁导致群众利益受损，并不是新闻。群众和地方政府之间谁强谁弱，也不言而喻。中央划定“红线”，三令五申坚决强制拆迁，也是因为此类事件后果严重，不予纠正则动摇稳定根本。让人齿冷之处在于，对中央的政策，某些地方一把手言必称支持，行必抛脑后。在地方官样语言与权力行为之间，是两个世界。语言编织振奋人心的图景，行为演绎肃杀无情的侵害。
    想想杨维骏以省政协退休副主席的身份在带领失地农民上访之后，受到的是省政协老干部处某处长的指责。处长有恃无恐地指责89岁的前省政协副主席，其所恃的是谁的势？遵从的又是谁的意志？
    浅显的事实是，对民众疾苦冷漠并勇于侵犯民众利益的地方官员，必然经过一番计算权衡。敢肆意违法，就是因为预判到不会受到惩罚。虽然政府、司法是保障人民权利的最后生命线，但在昆明，一位退休的耄耋老人反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当最后的救命稻草“公车上书”一切反而变本加厉，杨维骏自己也赢来“当心被灭口”的威胁，始作俑者为所欲为却无法被追责，那些直接致农民权益受损的违法官员，受到了应有的惩处吗？本就处于弱势的群众，还能指望什么？
    对杨维骏这样的“异数”可能采取的行动，同样在预判之内。一个90岁的退休老人一没精力，二没权力，三没支持。当所有解决问题的权力集中在某个人手中之时，地方权力体系就已经彻底地失去了回应民众苦难的兴趣。此时的政策执行者已经变成了“麻烦制造者”，党和人民赋予他的权力已不再是为人民服务权，而是“合法伤害权”。这种“麻烦制造者”不受约束时间越久，社会矛盾积累也越久，不仅损坏党和政府的公信力，甚至可能成为社会冲突的导火索。“麻烦制造者”的更麻烦之处在于，遇到的阻力越少，行使的权力越久，对一个区域乃至整个政策体系的伤害就会达到最大值。
    现在昆明面临的两难困境在于：从道理上说，在法治社会，民众权利受到开发商或政府的损害，应该去法院，但事实是，本土征地拆迁当地法院基本不会受理。行政上访，事实证明无人理会。事实后来还证明靠有良知的退休官员，通过不正常渠道来反映正常问题，也注定不会得到回应，这样的图景反过来更加重了弱势群体的悲哀。
    我们只能不负责任地希望：但愿那些失地的村民不会因此而放弃希望，更多像杨维骏那样有良知的人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的努力，媒体也不会因此而放弃伸张正义的呼喊。除此之外我们也根本想不出，在昆明还有什么办法让公平与正义的希望不离人们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