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评公式化”问题，几年前就有人提出来了，时评作者在文章开头最爱使用的“据某月某日《某某报》报道”这个句式是他们的第一个例证，最是遭人厌恶。我2002年刚开始写时评时，也很反感这个句式，但我逐渐发现，这样做既是一种必须，更是为读者着想。在最显著的位置首先交代出本文所引用的新闻来自某月某日的某正规媒体，这除了表示消息的真实性外，也是在向有关部门表示该评论不是空穴来风，更不是无事生非，于是文章有了更大的安全系数，才能够见报；更重要的是，你所引用的新闻有些读者可能已经看到了，他要急于看评论，你如果单纯为了变换手法而繁繁琐琐地表述新闻，读者就不耐烦了。从后一种现实看，“据报载”现象其实是作者为读者着想的一个“傻瓜型设计”——用最经济的语言、最易于阅读的的方式概括新闻。与读者获得的综合效益相比，“公式化”实在是小事一桩。

第二个最遭诟病的“公式化”，是不少作者在议论时爱使用“其一”、“其二”、“其三”这样的词语。我觉得这也存在误区。在我看来，要使时评观点的条理更清楚，运用“其一、”“其二”可能是最简单明了的办法。我们为啥不喜欢这种表述方式呢？这里肯定有传统上的原因，在我们这个有着轻理重文传统的国度里，数学与文学是分得很清楚的，数学虽然是“人类的逻辑之本”，但我们不允许它染指文学，这一点与西方国家很不一样——巴尔扎克的小说里不是引用了不少数学统计表吗？

我们更要明白的是，在过去，由于媒体少、刊物少，没有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又由于那时社会节奏慢，人们比较清闲，那时的读者可将一本书、一本杂志看许多天甚至许多遍，在这种背景中，文章长一些、曲折一些、隐晦一些不但读者不反感，而且因为可以反复玩味而大受欢迎。但在信息爆炸、信息就是金钱的目前就不行了，因为媒体太多，因为大家都很忙，读者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接受最多的信息，如果时评继续沿用传统散文、杂文中常见的闲适、婉转、曲笔等文风，就会显得很不合拍（这也是小说、散文、杂文逐渐失宠市场的最重要的原因），可以说，时评中出现的“其一”、“其二”正是这种社会背景的产物，这也是一个为了读者阅读而进行的“傻瓜型设计”。

必须针对“昨日新闻”发表评论，媒体编辑这一要求也收到不少人的批评。我觉得这样做没有大错。一是新闻评论并不需要“反复推敲”、“字字玑珠”，任何文体都不可能篇篇成为经典；二是人类的思维本来就是与突发事件同步进行的，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没有将突发事件放几天以后再去思考的习惯，我们过去没有刊登“昨日评论”，不是因为那样更合理，而是当时的科技条件不允许我们这样做。现在，具有“傻瓜效应”的传真、互联网给我们创造了接近同步思维的好条件，让全世界各国发生的大事当天就进入我们的视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当天的大事件没有当天“消化”，当第二天、第三天又发生了重大事件后我们还在评论几天前的事，这合乎逻辑吗），我们应该为赶上了这个信息时代、为能够享受前所未有的传播速度而庆幸和自豪，怎么能将“昨日评论”看成是时评的罪状呢？

“公式化”并非都是贬义词，手工业向自动化的演变就是一种个性化向“公式化”的演变。“傻瓜型设计”源于“最好的服务就是最大的利润、最简易的操作就会带来最大的市场”这种理念，而这种理念正在向非物质产品领域扩散，政府部门在办证时进行的“一条龙服务”也是一种“傻瓜型设计”。既然是一种新的社会思潮，他不可能不影响到时评这种文体，时评“傻瓜化”只是顺应了时代潮流而已。据我看，电视媒体也是一种让观众最方便地同时接收文字、画面、声音的“傻瓜型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