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眼中，受众群应该指向全球性智囊团。我们提供政策分析，但我们不会提供娱乐和名人新闻，我们对新闻有所选择，因为我们希望抓住世界商业的发展趋势，而非其他。
　　我认为对于一张报纸来说，平衡经济利益与职业道德并行不悖，这就叫做高质量，编辑质量和盈利质量的统一。《金融时报》的核心精神就在于独立的质疑和调查性新闻，有了这样的报道，我们才能取得商业上的成功。我们的盈利来自于广告利润，我们提供独一无二的商业资讯，这些内容都影响着高层决策者，他们运筹帷幄，指挥着亿万财富。广告商愿意在我们报纸上出现，就是因为他们可以据此到达许多要员和巨头手中，提升自己形象的同时也能影响他们。
　　
　　《新民周刊》：引进农村人口收获“人口红利”

　　人口学家把生育率下降而形成的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的上升称之为“人口红利”。在珠江三角洲，得益于年轻、庞大的“民工潮”，低负担水平保证这一地区的制造业还将有可持续的强劲增长。专家认为，中国目前以及今后15年左右处于“人口红利”黄金时期。中国“人口红利”的“大头”在农村，从某种意义上讲，收获“人口红利”程度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实现的程度。“开放城市”是实现收获“人口红利”的主要途径。

　　魏雅华：“经营城市”是一个将政府商业化的口号

　　“经营城市”所带来的最大的特点，是政府的高度商业化，政府权力的错位和政府角色的错位。它把政府几乎变成了商会，政府成了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商业机构，成了城市中最大号的红顶商人。还有些则直接成了房地产商的俱乐部。政府不再是市场秩序的监管者，政府不再是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维护者。在所有的经济活动中，政府有它自己的商业利益，政府只关心它自己的商业利益。“经营城市”一害百姓，二害政府，三害国家。
　　我们查一查政府的经营业绩就会发现，中国银行业的呆坏账竟有1/3是政府制造的，而1/3的呆坏账，其绝对值便是几万亿元的人民币。
　　2003年年底我们一清点，在拖欠农民工工资这件事上，政府所欠并不比包工头或开发商的少，政府信用甚至不比包工头或开发商强多少，向政府讨债甚至比向包工头或开发商讨债还难。当农民工面对政府失信的时候，农民工们会发现，他们会比面对任何其它债务人的时候都更加弱小无助。
　　“经营城市”最直接的后果是中国房地产价格的暴涨。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中国房地产业连续多年蝉联中国十大暴利行业之首。土地成了地方政府的提款机，而农民则从有产者成了重返赤贫的无产者。

　　《香港商报》：楼价是经济调控的风向标

　　国内住房市场的热销仅是以往“存量需求”的释放，而不是潜在需求真正地转化为有效需求。而这种存量需求的释放又基本上依赖于银行信贷及代理的收益转移来完成。为了保证内地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遏制经济过热的重心应该放在遏制房地产投资过热上，这不仅仅在于银行信贷与土地双重收紧，而在于对个人房地产信贷的严格约束，遏制个人住房的需求泡沫(如加息、收紧信贷标准等)。只要这种个人住房的需求泡沫一压缩，住房价格就会下落。随着房价下落，房地产开发投资、一些行业的投资过热会放缓。因此可以说，房价的下落是目前遏制国内经济过热能否成功的风向标。

　　《北京青年报》:警惕医学学会的腐败

　　医学学会在性质上属于社会团体，但是既拥有政府分配的“硬权力”，比如医学科研成果的评定权、医疗事故的鉴定权，又有医学科学自身拥有的“软权力”，即权威和社会公信，所以，医学学会实际上是一个很难约束的“庞然大物”。由于政府对医学学会的权力缺乏有效制约，公众社会又因为技术门槛难于监督它，医学学会就能非常方便地进行“权力寻租”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