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自己挣的钱

　　记者:我看到，《中国经营报》经常有关于融资的内容，给企业提供了很多这方面的信息。那么，你们自己在融资方面是否有很多的便利条件呢？
　　李佩钰:应该说，我们在有关融资的渠道和方法上，会多掌握一些信息。但是，我们始终把报社发展的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之上。这可能和我们的早期创业经历有关。
　　在我们刚刚开始办报的时候，当时所有报纸的发行和广告都处于比较幼稚的阶段，带有很强的计划经济时期的色彩。所有的报社，其主要支持力量（包括人、财、物）就是上级主管和主办单位。而我们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先天不足的。
　　在十几年的发展历程中，生存问题始终是和我们如影随形的。因此，重视市场、依靠读者、精打细算已经融入了我们企业文化的血脉之中。经过这种磨练，我们报社的危机意识和生存能力已经成了我们的第二本能。
　　记者:人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某某报纸融资数千万隆重面世。现在，是否有钱就可以办一份很出色的报纸，而避免了你们当初创业时的艰辛呢？或者说，现在办报是否更容易了呢？
　　李佩钰:和我们艰苦的创业历程相比，现在很多新锐报纸的开办条件可以说十分优越。首先，他们有投资人巨大的财力支持。而我们当初的启动资金只有区区5千元人民币。这个完全不同的“融资－创业”过程，使我们报社如今每时每刻都在强化的一个理念就是:“要花自己挣来的钱”。“量入为出”的习惯可能是那些用钱“砸”出来的报纸无法体会的。
　　第二，新锐报纸有丰裕的资金，可以靠高薪的吸引，在短时间内集中所需要的优秀人才。这也是当年我们报社创办的时候所不具备的条件。众所周知，报社是知识密集和人才密集的地方，而在当前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人才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薪酬的竞争。和那些挥金如土延揽人才的新报纸不同，我们报社在长期的实践当中，形成了自己的人才观，那就是:在人力资源的问题上，钱不是万能的。仅靠“砸”钱不一定就能带来好多采编和广告、发行人才。因此，我们的人力资源原则是:人才以自己培养为主，外报“挖角”为辅；重视实干能力不唯高学历，“打出个师长是师长，打出个旅长是旅长”；和能力相比，第一强调的是“忠诚”，等等。我们目前的高层和中层领导，全部是自己培养起来的，从实践中干出来的，很多人已经在报社供职10年以上。
　　现在，我们报社在中高层的领导中实行轮换制度，使我们的干部都能够适应各个不同的岗位，培养全面的能力。

　　执　行

　　记者:《中国经营报》历经将近20年，培养了其忠实的读者群，你们在报纸内容方面，是怎么不断满足读者的需要的呢？
　　李佩钰:我认为，办报第一重要的，应该是明确的办报方针和读者定位，以及把办报方针准确执行的能力。
　　我们在近20年的办报生涯中，逐步摸索出一整套满足读者需要的方法。比如，我们已经坚持了近20年的评报会制度。在评报会上，大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所有人面对面地针对报纸版面和文章进行业务探讨。有时候甚至争论得脸红脖子粗。但在激烈的争论中，大家的意见得到了充分的交流，也找到了“正确答案”。
　　记者:您在报社的成长过程中，是否受到“高人指点”？
　　李佩钰:记得刚进报社的时候，我作为一名没有经过科班培训的“新兵”，自然在采编业务方面多有疏漏。就是在针锋相对的评报会上，我逐步学会了“做新闻”。回忆当年，领导对我们的批评真是毫不留情面啊，常常是让人“如芒刺背”。到今天，我们这些报社的“老人”回忆起过去来，印象最深的就是领导近乎“侮辱人格”式的批评和教训。
　　我认为，这种魔鬼训练是十分有必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们报社的每一个领导，都是在这种急风暴雨般的磨练中成长起来的。我把当年的心得也用到了对现在报社下级干部的培养上，我批评下属也是一针见血，很多下属都说有些怕我。但正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对是非标准产生深刻的印象。事实上，报社内被我批评最多的人是进步最快的人。
　　现在，报社也经常进行各种培训。我认为，任何培训，如果想有效果，都必须有很大的强度，温文尔雅的小资情调是培养不出好的编辑记者的。

　　经　营

　　记者:你们一年的广告收入有多少？
　　李佩钰:实际收入是各报纸的经营秘密，一般来说没有人会透露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毛收入”:《中国经营报》在2001年已经达到1.36亿，2002年是1.42亿。
　　记者:有人说，报社的总编辑是一个很不稳定的、容易“犯错误”的职业。您怎么看？
　　李佩钰:这就是为什么必须“政治家办报”。《中国经营报》发展到今天，可以说我们是在市场与政治的夹缝中生存到今天，如果说有什么后台，《中国经营报》从始至终就没有什么后台，现在我们的主办单位——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给我们提供很浓厚的学术背景。我们《中国经营报》一贯提倡比较稳健的报道风格。一个媒体在初创期间，可能会依靠打擦边球引起读者的重视，但是一旦做成熟的媒体，肯定不能靠这点。
　　记者:除了《中国经营报》之外，你们在报刊出版方面，还有什么举措？
　　李佩钰:从2003年开始，《中国经营报》出了中国经营报特刊《商学院》，随报赠送给《中国经营报》的所有读者。我们给《商学院》的定位是要做成一个商业新知的刊物。
　　这是《中国经营报》发展中的一步，我们一直在考虑未来是向什么方向走，我们觉得发展到今天，在现实报业的竞争环境下，做财经类日报短期之内不现实。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考虑我们要向财经报系的方向发展。我们提出的口号是:“周周有报，月月有刊，季季有书。”
　　所谓“周周有报”，就是做成目前在国内最有影响力、最厚的财经经济类周报；“月月有刊”是指商业新知的月刊；“季季有书”实际上我们也开始在做。已经出了一系列的图书。
　　记者:《中国经营报》的报名是“经营”二字，请问，你们在自身的经营方面有什么“高招”？
　　李佩钰: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在经营《中国经营报》方面，我们把这张报纸当做一个整体产品来运作，也就是采编、广告、发行一体化运作。我们不要编辑记者拉广告。对于稿件，我们根据编辑方针来判定哪篇稿件写得怎么样，而不会根据总编辑个人喜好认为怎么样。包括我们现在的调整版面，都是根据读者调查来调整的。读者喜欢的就要增加版面，不喜欢的就要去掉。
　　在发行方式以及广告的销售方式上，我们也有特殊的做法。比如发行渠道，我们建立自己的发行网。从1996年到现在，我们经过7年在全国建立了19个记者站，现在有15个分印点。
　　发行系统被我们自己控制。实际上这是很有效的，能够执行我们的经营理念。
　　我们现在有三分之一的报纸是邮发，三分之二的报纸是零售，靠记者站的网络发行下去。
　　我们在广告上也是这样，我们委托很多家广告公司，但是绝不会独家代理。总共有一百多家广告公司跟我们签协议，由他们给我们做广告，但是控制权在我们手里。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记者:刚才您提到《中国经营报》是市场化导向的报纸，各个版面要根据读者的欢迎程度进行调整，这样会不会出现媚俗的情况？
  　李佩钰:任何一个总编辑会有其理性的判断，他（她）会根据读者的意见来调整其想法，但是肯定不能完全迎合读者的要求。原来曾经有人提出，报纸要根据报摊主的意愿来调整，如果是那样的话，要总编辑也就没有意义了。
　　同时，我们很幸运地选择了这群读者。这群读者是目前中国社会中有一定知识层次并且有一定社会责任感的人。我们相信他们的判断，他们反映上来的阅读偏好不是庸俗而恰恰是严肃的。
　
　　展　望

　　记者:有人说，随着传媒的开放，境外的媒体即将对我国的媒体造成严重的冲击。请问您怎么看？
　　李佩钰:我认为，对外刊外报的冲击不必多虑。即使不考虑传媒业开放的特殊性，仅仅从竞争力的角度来看，全世界的媒体都是地域性很强的产业和产品。在中国，最了解读者需要并能够满足读者需要的，是我们这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培育了这个市场的人。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和个人对于财经资讯的需求会比现在增大许多，因此我们施展的空间也比现在更加广阔。
　　对于未来，我始终充满信心。这不仅仅因为我们有优良的传统、先进的企业文化和优秀的团队，以及报社的品牌、忠诚的广大读者、发达的营销网络，更主要的是，我对未来的传媒市场充满信心。我相信，《中国经营报》会和中国的经济，和中国的读者一起，成长得更加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