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实足年龄还只有四岁那年，小学老师来统计可入学的新生，
妈妈笑着指了指我说：“在地上爬着的要不要？”
　　老师说：“怎么不要？登记！”
　　几天后我就上学去了。但老师们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来对付一个四
岁孩童。那时代乡间学校全用毛笔，课桌上放着砚台和墨，可想而知，
每次下课，我满脸满手都墨迹斑斑，老师就抱起我到河边洗脸，洗完
再飞奔着把我抱回教室的座位，下一节课另一位老师又重复这般情景，
实在是一片忙乱。
　　我四岁上学的事，把在上海工作的爸爸吓了一跳，随之连叔叔、
舅舅也紧张了。第二年国家教育部定下了规矩，小学入学的年限是七
岁，这使得爸爸、叔叔、舅舅更有了理由，不断来信劝妈妈，要我用
“留级”的方式后退到正常的年龄，否则脑子会用坏。其中大舅舅出
的点子最要不得，他要我每次考试都交白卷，或故意答错。
　　妈妈问我的意思，我说，让我装成傻瓜留级，听过去全都听过的
课，脑子才会坏。
　　妈妈当然赞成我的意见，便写信给爸爸说：留级太累，不如让我
读上去，她会设法减轻我的功课负担。
　　老师们人都很好，但课讲得都不好听，我每堂课都在等待下课铃
声。
　　下课后也有一件事让我害怕，那些曾经抱着我到河边洗过脸的老
师见我脸上没墨了，都会用手来拧一下。拧得最疼的是那位叫胡光华
的校长。
　　有一次，胡校长拧完我的脸还给我看一本他正拿着的厚厚小书，
他说这叫字典，并用五分钟告诉了我查阅的方法。
　　我拿过来查自己的名字，第一个字是“余”，查出来的意思是“
我”。我想真好，可不是我吗，编字典的人真是无所不知，连我也认
识。
　　这天回家，我要妈妈给我买一本字典。我说，有了字典，我一个
个字认，就用不着上学了，多好。
　　妈妈说：“上学不光是为了认字，还会认识很多有学问的老师，
这很重要。”
　　我说：“老师讲课真不好听。”
　　妈妈笑了，说：“也有很厉害的老师。明天县里会来一位很有学
问的人给老师讲课，你也跟我进去听听吧。”妈妈当时与小学老师们
已经很熟，是老师们来通知她的。
　　第二天我就去听了那堂课，一位戴眼镜的男老师在讲语法，听的
全是我们学校的老师。
　　这语法课真把我听乐了。戴眼镜的男老师先把一个奇怪的句子写
在黑板上，然后连续两节课都在分析这个句子。语法概念说了一大堆，
黑板上画出来的语法结构线已经像一堆剥了皮的老麻，丝丝缕缕缠得
人头晕脑涨。
　　听课回来妈妈对我说：“如果你读书读上去，最后变成了这种学
问，那宁肯不要读了。我听你舅舅说过，过去英国人为了把印度人搞
傻，便于统治，就给他们编了一套特别复杂的英文语法书，一学就傻
……”
　　这事我很感兴趣，便问：“后来印度人真傻了吗？”
　　妈妈笑了，说：“这我不太清楚。但我以前在上海见到，很多‘
书毒头’比平常人要傻得多。”
　　“书毒头”是我们乡间对于书呆子的一种称呼。等我长大后才明
白，妈妈的意思不错，解字却有偏差。那个“毒”字，一定是另一个
同音字“蠹”的误置，“书毒头”也就是“书蠹头”，躲在书籍中蛀
咬书籍的小虫是也。说得好听一点，这些书蛀虫也算在“咬文嚼字”。
　　乡亲们真是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