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抱歉的事情是，那位讲语法的老师，由于我不怀好意的转述，
成了同学们今后嘲笑“书蠹头”的范例。课堂上哪位老师把一件简单
的事情讲复杂了，或者讲了半天还没有让大家听懂，一定有顽皮的男
同学轻轻嘀咕一句：“周老师看了王老师一眼……”
　　同学们当然都忍不住笑出声来。老师很奇怪，他似乎也听到一点
什么，便问：“怎么回事？哪个周老师？”同学们笑得更响了。
　　这种笑声经常响起，现在回想，那是我在童年时代种下的珍贵疫
苗，帮我防治了一辈子学术流行病。
　　在我以后的文化活动中，什么奇特的事情都发生过，惟独“周老
师”怎么也不会看“王老师”一眼。
　　但是妈妈还是不放心。她一直在想，那么奇怪的语法课，为什么
会让那么多老师去听呢？那背后似乎有一条牵涉到某种文化排场的路，
但她明白那是一条通向“书毒头”的死路，万不能让她的儿子走上去。
终于她下狠心了，与祖母商量决定，立即采取防范措施：让我接手，
为全村读信、写信。那年，我七岁。
　　第二年，妈妈怀了我的二弟，更把她每夜为村民记工分、算账的
事务，也交给了我。
　　我受宠若惊。不仅是受妈妈之“宠”，而且是受全村之“宠”。
从此以后，这间屋子的主角和中心，全是我。每天夜晚那些村民热切
的目光依然穿过腾腾烟雾落到小油灯前，灯光映照着的已不是那位年
轻妇女，而是她的儿子。
　　读信、写信，一般是在我傍晚放学以后。记工分、算账，是在晚
上。
　　也有一些比较复杂的长信要在星期天写。现在回忆起来，最复杂
的是三家的信。
　　一家是村东头的讨饭奶奶。她过去讨过饭，现在早已不讨，住在
一间极小的屋子里。她有一个儿子，参加志愿军，到朝鲜打仗去了。
因此她是“军属”，小屋门上贴着一张写有“光荣人家”四个毛笔字
的红纸，窗内挂着她儿子穿军装的照片。每逢过年过节，村里都会敲
锣打鼓地去慰问，还会送上一点粮食。但是，这并不能改善她的日常
生活。她不知早年受过什么伤，每天我上学经过她家，总能听到她“
哎哟、哎哟”的呻吟声。
　　她多么希望，儿子能寄一点钱来，给她治病。但是，作为普通战
士的儿子显然没有这个能力，而且当时农村医疗系统还没有建立，该
到哪里去看病呢？到城里？谁陪去？住哪里？该出多少钱？这事，连
当时的村长、乡长也无能为力。
　　她总是星期天早晨到我家来，要我读信、写信。她口述写给儿子
的信，口气非常委婉，总说一切都好，夏粮快下来了，只是老毛病没
有好转，儿子不用挂念她，好好在前线打仗、立功。她儿子的来信，
字写得又好又潦草，但我听说她儿子没上过学，估计那信是由部队的
文书代写的。儿子的信中总是要讲一段一般形势，然后说到朝鲜天冷，
鼻子都快冻掉了，接着说我们的战斗热情战胜了寒冷等等。老奶奶让
我回信，又一次说到自己的病，这次不是希望儿子寄钱了，而是希望
通过部队在浙江当地的医生，给她治一治。儿子下一封信大概是与部
队领导商量了，除了写给母亲的一页外还附了一页给乡政府。老奶奶
立即拿着那页信一拐一拐到乡政府去了，但我知道，乡政府的办法十
分有限，老奶奶的呻吟声还是每天从小屋中传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