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家也是一个军人的家属，不同的是那军人是军官，那家属是
妻子。军官姓余，是我们本家，先在北方驻守，后来移师舟山，那么
近了，居然也没有回家来看一看。有很长时间，他妻子一直以为他战
死了，眼泪汪汪地去找村长和乡长，村长、乡长告诉她，如果战死会
有通报。于是她让我一封一封地给原先那个部队的番号和驻地写信，
句子都差不多。终于有一天，军官来信了，口气冷冷的，说是自己受
了伤，没法写信。他妻子听我读完信，二话不说，就按信封上的地址
找去了。当时的妇女，单纯到居然没有在那么长时间的杳无音讯中，
产生丝毫关于移情别恋的怀疑。那女子在军官那里获得了准备离婚的
确切信息，回到村里就不想活了，几次要投河。到了这个地步，就不
是我这个小孩子的事了，还是由我妈妈出场，与几个婶婶、阿姨一起，
陪着她，劝着她。半年后，办成离婚，那女子就回了娘家，军官也从
来没有回来过。
　　第三家是我家南面隔了一个晒稻场的异姓人家，不是姓顾就是姓
陈，现在也忘了。只知道那家的男主人参加了公路修筑队，几乎隔两
天就换一个住宿地，妻子让我写去的信一半收不到，只能等他来信。
但他刚刚在学识字，写来的信在很少几个字里绕来绕去，既靠象形又
靠谐音，实在很难读懂，每次都让我猜半天。他妻子是文盲，完全不
相信她那么能干的丈夫会写不好信，总是既期待又疑惑地看着我，然
后宽厚地对旁边看热闹的乡亲们说：“秋雨太小了，读信不容易，再
读几年书，就好了。”
　　相比之下，其他人家的信，比较简单。
　　除了写信、读信，还要记工分、算账，这对我稍稍有点障碍。因
为，每天晚饭后本来是我们这些小男孩钻在草堆、树丛里玩耍的时间，
突然呼唤声响起，大多是祖母的声音，其他小男孩一听便立即笑我：
又要去记工分了！
　　我怏怏不乐地离开小伙伴回家，村民早就坐在那里，一见我进门
就一叠连声地夸奖，我也就快乐起来。
　　记工分、算账，最麻烦的不是记和算，而是倾听，并在倾听中作
出判断。
　　村民们永远在一次次高声争论，有一些事情已由对立变成共识，
但两方面都不会宣布，要我去仔细地听出来。有一些主张已经被驳倒，
但是，虽被驳倒了却不能再问，一问就会重起争端……要在这中间作
出判断，对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确实不易。
　　村民们的争论有时近似打架，但放心，老婆、孩子都在，打不起
来。
　　这就是说，我已经天天在幽暗的油灯下，辨识着世间人情的细部
奥秘。
　　记工分、算账的时候，有一些字也会卡住，例如烧窑的“窑”，
挖渠的“渠”，垒墩的“墩”，都是我以前在语文课里没有学到过的。
　　年终按工分来分配各家收入，也是我做的账。那天大体分完了，
我正想松一口气，却听到讨饭奶奶从屋角站起来冲着大家说了一番话。
她说：“秋雨这么小年纪，给全村读了一年信，算了一年账，怎么可
以一点东西也分不到？”
　　她是“军属”，年纪又那么大，说话自然有权威。村民们一片赞
成，最后，我竟然分到了十斤干蚕豆，加十斤土豆。
　　干蚕豆炒着吃，也就是著名的“三北盐炒豆”，到今天还是我的
至爱。土豆煮熟了，凉一凉，用一根长线一穿，套在脖子上，像一串
大佛珠。
　　□　余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