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蔡教授，您好！
　　对凯文·卡特那张著名的摄影作品《苏丹女童与秃鹰》，您一定不陌生。画面上一个苏丹女童，即将饿毙跪倒在地，而兀鹰正在女孩后方不远处，虎视眈眈，等候猎食女孩。这张震撼世人的照片引来诸多批判与质疑，作者因不能摆脱良心的谴责自杀身亡。由此，在突发事件中记者的道德困境问题，媒体如何体现人文关怀问题在业界讨论不止。其实在新闻实践中，记者虽然不会总是在那样尖锐的环境中接受新闻职责和人文道德的考验，但时常也会感到一些困惑，如怎样处理好情感和理智间的矛盾，如何平衡好客观冷静和主观同情心间的矛盾等。今天想请您谈谈在对弱势群体的报道中，媒体该怎样表现自己的同情心。
　　在媒体强调新闻策划，注重新闻的贴近性、服务性的今天，媒体对弱势群体的关注越来越多。对弱势群体进行新闻报道，被报道者往往能在媒体的力量下得到社会更多的帮助，媒体也可以通过这些报道来提高发行量或收视率，这应该可以得到双赢的效果。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却发现，出于同情，一些媒体往往着重于宣传被报道对象的艰辛、贫困，而有意忽略一些与之相关的新闻事实，正是这种忽略使一些原本善意的帮助变了质，并没有达到预料的效果。
　　蔡：你的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这样一个新闻个案。2002年3月份，北京妇产医院接生了一例“五胞胎”，众多新闻媒体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尤其是“近水楼台”的一些北京都市类报纸，争相将此事作为重要新闻处理。于是，从产妇住进医院到孩子平安降生，从院方精心预备手术到“五胞胎”获得社会各方的帮助……读者不但读到了连续多日的追踪报道，还不时看到整版推出的“图片新闻”。 在媒介不遗余力的宣传下，社会各界都给予了热情的关注和经济上的支持，而所有这些因新闻传播引发的“社会反响”立即成为新闻传播的新的资源，接下来，对这些再生资源的加工与传播又进一步引导舆论、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但就在北京一些报纸大量报道人们爱心行为的同时，身处南方的《羊城晚报》站在截然不同的角度推出了一篇“新闻焦点”报道《揭开五胞胎生育之谜》，透露了一个让北京媒体颇为尴尬的信息:“五胞胎”是王翠英夫妇“盼儿心切”之下吃药所导致的结果。这篇文章中还谈到，多胞胎对产妇及孩子本身都会造成无法弥补的缺憾，不符合人类繁衍的自然规律。
　　其实，在《羊城晚报》披露“五胞胎”生育之谜前，北京这些媒体的记者在采访主刀医生时已经了解到“五胞胎”的内幕。但考虑到这个消息一旦被披露，将会对处于极端困难和危险之中的王翠英一家造成负面影响，于是这些记者才忍痛放弃了对这一极有价值的“新闻内幕”的揭露。
　　赵:现在在网上搜索一下，还可以看到许多媒体在不同时间关于不同的多胞胎出生的新闻，我留意了一下，还都停留在对事件本身的报道上。按说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记者的职责，这其中“担道义”就含有对记者人文关怀的要求。但是，冷静客观又是新闻的基本原则。在您举的“五胞胎”新闻中，北方媒介的情义和南方媒介的理性体现了不同的报道思路和报道方式，在新闻职责与同情心之间，他们作了不同的选择。对于这两种选择，您更赞同哪一方？
　　蔡：站在新闻传播规律与新闻职业准则这一基点上，我们不能赞同北京某些报纸对于“五胞胎”新闻这种超大规模的报道。首先因为报道规模作为报道形式范畴的东西，应该与报道内容的重要性相适宜，否则便有“新闻炒作”之嫌。其次，我们更不能赞同对于已经获知的真实情况有意隐瞒或者“淡化处理”（有些报道对“五胞胎”的内幕曾有一句话的暗示——“产妇王翠英这次是自然受孕，但她过去曾在外地看过不孕门诊”）。因为新闻传播媒介最基本的职能就是向社会公众提供真实的、全面的信息，其他的功能依附于此才能成立。鉴于此，我们要为《羊城晚报》的报道叫声好，它实际上起到了对北京某些媒体的报道“纠偏”的效果。同时，我们也为北京这些记者们的选择感到遗憾。
　　然而，在遗憾的背后，又有一种很复杂的情绪。我们不能否定更不该指责北京这些媒体良好的报道初衷，相反，我们要承认他们的所作所为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人文关怀的精神。大张旗鼓的报道、对新闻内幕的隐瞒，缘自对一个陷入困境的家庭的同情，正如一位局内人士所言，“毕竟我们首先要保护的是生命。其实，这些个记者都说了，他们准备在５个孩子得到足够的援助之后再报道。”但是这种善良的愿望，事实上导致了传媒权力的不恰当使用。
　　赵：而这种不恰当的使用不仅会误导读者，而且往往会将媒体陷于很尴尬的境地。像去年9月份西安媒体报道的陕西青年曾青6次金榜提名却因无法凑足学费走进大学校园一事，报道后，社会各界纷纷解囊相助，凑足了曾青大学4年的生活费用，学校也决定减免他大学4年的学费。正当媒体热情洋溢地报道这位寒门学子不平凡的求学之路，并欣喜地告诉读者“曾青能上大学了”时，曾青却做出了一个让媒体十分尴尬的决定，从刚刚踏入校门不足25个小时的学校退学。他解释退学的原因是录取他的高校并不是他理想中的高校，并声称，“我本来就不想来上学，是某报对我进行报道后不少人捐了钱，不来不行了。”在曾青退学后，该报又进行了后续报道《曾青退学始末》，透露了以前未曾向读者报道过的一些信息，如曾青以前也得到过政府或社会的帮助，但每次都是拿到钱后去复读，曾青为获取有关部门的资助曾瞒报年龄等等。在文章的最后，该报反思说，“由于考虑到曾青出生于一个不幸的家庭，他的家境确实贫寒，他的遭遇比常人更加坎坷，所以记者此前的报道对曾青的性格缺陷予以了过多的包容，并怀着善意的目的与富有爱心的好心人一起，努力去帮助曾青圆他的大学梦。实事求是地说，在这件事情上，媒体过多地被同情心左右，部分失去了冷静和客观。”而不少捐助者弄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后，感到受到了愚弄，要求退回捐助。蔡教授，我知道您对新闻策划一直有研究，您觉得当媒介面对这样的新闻时，应该以怎样的立场和原则来决策和组织我们的报道？
　　蔡：众所周知，媒介能够通过对新闻选题的决策和对新闻传播活动的策划和组织在社会公众中设置议程，正像西方传播学者发现的，媒介不能决定社会公众怎样想，但可以决定他们想什么。值得注意的是，媒介这种议程设置的功能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但这种功能的发挥和运用却恰恰是由人的意志决定的。掌握着媒介话语权的人，可以通过对报道内容的选择、报道规模的把握和报道方式的灵活运用，将社会公众的注意力吸引到某些正在发生的事件上，甚至很巧妙地去激发他们的情感，诱导他们的行为。由此，我们不能不承认，媒介对舆论的引导实在是一种主观意志附着于客观事实的产物。也正是因为如此，媒介在策划新闻报道时更应该注意自己的立场和原则。
　　我想，媒介的倾向和情感应该有一条底线，那就是尊重事实——所有的事实和事实的所有细节。这不仅是社会公众对媒介的基本要求，也是媒介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我们不能低估社会公众的判断能力，尤其是在这个科技高度发达、信息流通渠道剧增的时代，人们越来越耳聪目明、消息灵通，也越来越善于分辨和思考，他们对媒介的批评意识在不断提高，新闻信息的不全面或不准确可以迅速导致他们对媒介的不信任，而媒介公信度的下降则意味着受众的背离、市场的丢失，以及媒介所有功能伴随这种背离和丢失的削减，包括我们所期望的“舆论引导”作用，也将因此成为泡影。
　　或许，我们在今天的媒介竞争中尚难看到上述因果关系的直观表现，相反，一些媒介以自己所理解的“新闻策划”为据，不时地干预、诱导甚至操纵事实的发展变化，反倒引起了社会轰动，一时间“洛阳纸贵”，媒介的经济效益也直线上升。但这种现象实际上掩盖着更大的危险，如同叫唤“狼来了”的孩子一次两次可以得逞并洋洋自得，但最终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这里，我决无否定“策划”之义，多年的观察和研究令我深信策划组织新闻传播活动（不主张用“新闻策划”一词）对于媒介提高报道水平和加强舆论引导之重要与必要。我想说的是，千万不要曲解和滥用“策划”。任何新闻传播活动的策划都应建立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策划者对于规模、形式、结构、手段等的决策和谋划，都应该以全面准确地表现事物原貌为主旨，这也正是新闻传播的策划与“新闻造假”、“新闻炒作”的根本区别之所在。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传播活动策划是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也经得起任何人考问的。
　　赵:那么，在情感和理智相矛盾的时候，媒介应该站在哪里？在面对需要关怀的报道对象和同样需要关怀的社会公众的时候，媒介应该倾向于谁？
　　蔡：这是一个在新闻实践中不好把握的难题，也是一个新闻人时常会遇到的困惑。媒介的人文关怀也应该有一条底线，那就是维护社会大众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这是相对于个体利益和眼前利益更加重要的东西。为什么我们在那些勇敢直面邪恶和黑暗的记者身上，在那些敢说真话主持正义的新闻作品中，更能体会到新闻媒介对苍生的博爱、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因为这时候记者和作品都已经达到了更高的境界，他们给予社会的是苦口良药、醒世良言。
　　当然，更多的时候，新闻人面对的不是非黑即白的报道对象，也不是是非昭然的客观现实，于是不得不在取与舍、情与理之间犹豫徘徊，就像前面所说的有关“五胞胎”的报道，是同情不幸的报道对象，想方设法给他们提供帮助，还是冷静地保持与报道客体的距离，只尽一个记者的“本份”去揭开真相？似乎难以选择。 其实我也一直在想，就这一报道来说，北方媒介的情义和南方报纸的理性是不是一定水火不容？我们能不能追求一种既客观冷静、又不乏人情味（包括对报道对象的关怀）的新闻传播境界？ 这还是一个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的问题。
　　我记得上世纪末，北京发生了一起眼球失窃案，一位医生没有得到死者家属的同意，取走了一位因癌症去世的病人的眼角膜，为两位角膜病人治好了眼睛。这位医生并没有拿病人的好处。当时很多新闻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但关注的焦点大多是事件本身，对这位医生该不该被判刑进行讨论。而《中国青年报》却用近乎两个整版的“新闻拓展”对事件进行了更深入的开掘，如通过对同仁医院眼库的专访，揭示了这一案件背后隐藏着的一个社会问题:没有多少人愿意在身后献出自己的器官，大量的患者为此无法进行手术。另一方面，编辑还收集了各国的法律对遗体拥有与处置权的相关条文，从这些法规的比较，启发人们思考我国的法律建设是否已经与现实需要不相适应。 这样的报道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人情味或同情心，而体现了对社会的责任感，表现出一种更高尚的人文关怀。我希望我们的新闻工作者能做出更多这样有远见卓识的报道。
　　赵: 您的话让我想起越战中美国记者的那幅著名照片。据说，就是它点燃了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并最终促使战争的提前结束。我不知道，面对一个被汽油弹击中后哭喊着奔来的小女孩，有多少记者能够足够坚强地举起相机，但是不容置疑的是，战地记者看似冷漠的行为也许契合了更广意义上的人道精神，它为阻止更大规模的流血贡献了力量。
　　新闻记者不会是惟一可能面对道德困境的人。对于这一类问题，或许我们一开始就不必寻找标准答案。而思考的价值也可能只是在于，提供一些有助于解决问题的基本原则。谢谢您参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