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来说，最重要的并不在于他写了多少，写了什么，而在于他笔下的艺术形象的生命力能经得起多么长久的时间的严峻考验。一个作品不管造成过多么轰动的效应，如果不能跨越产生它的历史时代，总是免不了给人以生命苦短的感觉。
　　写作《家》时，巴金27岁，书中的人物和他的读者一样年轻，如今时间已经过去了七十多年，封建礼教在崩溃的过程中，仍然在摧毁年轻人的生命和青春，这样的悲剧从总体上来说，无疑正在成为过去，但是，他的《家》《春》《秋》中的人物群像却保持着鲜活的生命。
　　在文革噩梦结束以后，他在中国作家中特别提出要“忏悔”，而且付诸行动，在《随想录》中他进行了公开的自我解剖，把他后期的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也许从散文的审美价值来说，其艺术成就，包括他“讲真话”的艺术纲领并不具有非凡的独创性，但是，从当代文化的精神遗产的重要性来说，却向后代显示了一代中国文化精英在精神重建中甘愿付出尊严的代价。其中的奥秘，为后代作家提供了不断解读的课题。
　　(孙绍振)